我国文学批评范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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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的基本要素,如何确立一套自己准确、实在、有效的标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什么是标准?标准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具体活动中,通过对现象和经验的提炼、概括和总结,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事象,形成的公认的规律性的观念和看法。尽管如此,对于标准问题,仍然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人的经历不同、认识能力的高低以及观察角度的差别,对不同事物或现象背后的本质会产生很大差异,显示出较明显的主观性,但被认为是客观的;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往往从自己的阶级地位,文化立场、民族个性和利益得失等方面划定自己的标准,从而把标准问题看成文化的生存意义。标准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总是在时代的流变中显示出它的特色,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从实用的角度讲,标准还具有个体性,群体性,局部性。这些都给确立公认的范型带来了难度。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认定和判断,任何价值的评判和给予,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这样才能对对象出合理的评价。因此,我们在论及文学批评范型这个范畴时,首先要明确的是,范型是一种相对稳定,而且又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批评范畴。范型具有操作性!
    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最早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五相夺伦,神人以和”(1),表明诗歌是言志的,诗歌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这里既说明了诗歌的本质和功用,又说明了评价诗歌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表达了思想、意愿或者感情等。孔子是最早明确提出诗歌批评标准的理论家,“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2)他评价《诗经》的标准是,思想内容上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民生的安稳,在艺术形式上要体现“中正平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说,孔子最早从政治意识上确立了诗歌作为载物的本体地位,开启了意识形态批评之门。作为对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孟子,进一步提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修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3),“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这是从读者的判断立场和依据作者的社会身份来评定作品价值的批评方法,虽然谈到了文辞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以作品的内容确定其价值,属于社会历史批评的范型。受儒家诗学和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思想的深刻影响,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型仍然是从内容方面来考察其文学存在的历史价值的,同时由于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当作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随着儒家的政治化,文学批评的哲理基础确立下来了。《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序》继承了《尚书》“诗言志”的观点,实际上与《尚书》所言的“志”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志”是指做诗者的愿望,理想和情意等等,上古时期诗歌都是属于集体之作,诗歌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群体的愿望和民间的意愿,因之是元生态的文化心里,与草根文化的历史背景相对应。而《诗序》的“志”,已经确立为知识分子和国家话语的意志。尽管《诗经》本质上属于民间之作,但被解释者主观化,赋予了主流文化的理念内涵。《关雎》本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民间爱情诗,描写了妙龄男女之间那种微妙细腻的求偶心理,诗歌的句式相互对仗,音韵铿锵悦耳,而在毛诗解释者看来,“《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也,用之邦国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诗歌被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那么批评诗歌和其它文体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哪怕那些描写爱情、乡物、风土、民情和抒发内心感受的作品,也要加以伦理、宗法、政治等制度上层建筑的误读或曲解。从汉代开始,已经基本奠定了社会政治批评的理性基础。这样,文论上史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大多涵括、容纳了“国家主体”立场的尺度。司马迁“网罗天下旧闻,考之行事,稽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成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叙往事,思来者”(6),着史作文的目的,时时刻刻不忘的仍然是家国民族的大事。
    以降,这种以社会内容和儒家思想主导的外在批评范型,在移变和转换中,影响和规范着创作与批评。“建安风骨”,多慷慨悲凉之气,“正史文学”言哀伤婉叹之歌,汉魏乐府,蕴家仇国恨、离伤别绪之音。南北朝,批评内质的核心字眼由“志”,转化为“道”了。即是说,衡量文章的观念看它是否承载了“道”。“道”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道”,指宇宙万物及其表现形式,与宇宙的“文”的意义相近,狭义的“道”,是指具体的儒家政治之道。魏晋理论家把“道”与文章写作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时,又将之看成“德”的实现,即“仁”和“礼”的外化。《文心雕龙?原道》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继之又云“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以敷章……故知道沿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样就将“道”作为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的本体。从而抨击了空想主义似的萎靡之音了。
    古文运动理论家吸收现实主义的合理思想,针对南北朝、隋唐初期空洞的文章格调和过于追求形式主义的弊端,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强调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将社会政治和伦理作为文章内容的本源。韩愈对人说“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文乎?”(7),柳宗元对自己的创作体会和主张更加明确:“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明道……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远乎近乎?”(8),说到自己文章的思想源自于《诗》、《书》、《礼》、《国语》、《春秋》等古代文化经典,并且灵活地融入到了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对现实社会加以针砭和讽喻:“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用”(9),名作《捕蛇者说》,通过对捕蛇者身世和心理的叙述,讽刺了“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以及希望统治阶级减轻人民负担的愿望。应该说,古文运动理论家确实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达到了目的,承前启后,对后来的文章写作和文学批评开一代之风气!新乐府诗倡导者白居易,诗学批评标准更为激进,提出诗歌应该达到一种功利目的“文章或为时而着,诗歌或为事而且作”(《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这就把儒家之道对文的渗透做了一种社会学和实用主义的绝对规定,把诗引申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的高度,以致评论)文章的唯一标准是它的社会实用性,正是对文章“有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10的具体发挥。白居易的诗学标准虽然单一,但是它在强化诗歌的社会作用,继承文以载道传统,引导诗歌往现实主义道路方向发展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通过唐代文学家的努力,中国古典文学通过写实反映社会问题,表达民生疾苦,参与社会政治方面的风格正式确立下来了,从而使文学写实变成为忧患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文学批评的标准话语经由“志”的萌芽—“道”的确立—“事”的移变和转换,最终塑造了社会政治批评的范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古代悠远的文学和文化地图中,除了儒家哲学体系一极的影响、渗透,形成中国文学精神之外,道家思想的熏陶和“干预”同样是十分强烈和深远的。道家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书写和格式的划定,构建中国文学批评标准范型的另一极——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来说,本来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它是综合的。每一个文学文本中,都有各种思想的融合,只是看哪一种思想在意象层面上显示更明显一些就确定是受到哪一种思想的影响。
    侧重于写实,对社会历史做对应的反映和表现的,就说是现实主义,自然用社会政治批评的方式来解读。侧重于抒情,表达内心感受,以想象为主,通过暗示、幻觉、象征、变形和意识流等手段与方法来表达的,就说是浪漫主义,自然用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来读解。另外,其它哲学思想、宗教观念、地域和民族性、外来文化的浸润等等,都对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产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成为这个整体文化书写背后的心理因素成分。这就可以从其它侧面,用其它文学批评方法进行阐释。在这里,我们再对中国文化精神影响最大的道家思想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批评范型——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的确立、移变和转换作些考究。道家文学思想早于儒家文学思想,孔子是老子的弟子,自然《论语》成书的时间要比《老子》晚得多。但是由于《老子》更多的是哲学的角度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的(《老子》的另一名称为《道德经》),可见此书具有更多玄言的味道,乃是一部思辩哲学的书,它很少具体谈论教育、社会制度、人伦、文学、历史等问题,不像《论语》那样以对话和语录体来明确表达儒家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因此在文学方面的彰显不及《论语》。事实上,《老子》蕴涵了丰富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它为文学创造和批评奠定了真正本色的哲理基础。《老子》全书的中心范畴是“道”。“道”有以下几层意思:①“道”是原始混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②“道”是“无”和“有”的统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徼”(《老子》第一章);③“道”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二十五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④“道”产生万物。“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⑤“道”自己运动。它永远处于永恒的“逝”、“远”、“反”的反复循环运行之中(11)。由“道”开始,一切都在一种玄妙的空壳中演绎,老子提出了“有无相存,虚实相生”的辨证分析思想。在对“道”的审视过程中,要排除一切实用的干扰,在一种极为纯洁的心胸中悟道,即“涤除玄鉴”。老子思想对于文学的启示在于:文学的本体不是源自于生活,而是悬置起来的“道”;文学是超越的,要到达对美的把握,就要达到空灵,无为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功利性。那种无法把握又在把握中的不可控状态。
    作为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了老子开创的道家文化思想,为道家学派的最终形成确立了根基。与老子不相同的是,如果说老子基本上站在形而上哲理的高度审视芸芸众生的话,那么庄子是用寓言和形象的言说方式表达了道家十分抽象的理念,同时庄子有意把道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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