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导读】：论美 论美学的现代发生 审美的命运：从救赎到物化
对文学革命与当代作家背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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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深刻的语言革命,而语言的变革又与思维的变革密切相连:“以清晰、精确的白话取代言约义丰的文言,其实质乃是以精确性、严密性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带有模糊性特点的传统运思方式。这种取代既是文学语言的重建,也是思维的重建。”[4](P384)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文学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崇高期待。许多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系列政治改革失败之后,下定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他们坚信文学比政治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更能发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新的文学将会通过改变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变化而开辟道路。这样,文学就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文学革命也因此而担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这一运动彻底改变了传承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学秩序,从根本上革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整体格局,创造了新的文学秩序、新的文学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形式。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中国文学从此被一步步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文学革命,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独秀、胡适初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进行文体革命;中间经过周作人等人倡导“思想革命”,使文学追求时代的思潮;随后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茅盾、巴金、老舍等人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新文学打下牢固的基础,支撑起现代文学的整体大厦。其中每一步我们都可以看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的活跃身影,看到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艰苦努力,他们是五四文学革命无可争议的中坚力量。我们认为,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之所以能在“文学革命”中以自己的主张和理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又与他们的留学背景息息相关。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因素在“文学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国外先进文艺理论的灵活吸收和直接运用。在这方面,胡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文学革命”正式发难的标志是1917年1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出发,断言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这是他文学改良主张的核心:“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5](P260)胡适提出这些主张时正在海外留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的一名研究生。他的这些观点是其留学美国期间长期感触、观察、思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与留学生朋友们反复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的结果。胡适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是在留美时被梅光迪、任叔永等一派思想趋于保守的朋友逼出来的。梅光迪等人认为中国文学典雅和谐,西人无可企及,胡适则认为“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中国的文字必须改革。双方为此常常争论不休,这逼着胡适去思考、去研究、去讨论,最后“使我自己把许多散漫的思想汇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6](P6)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他的名作《五四运动史》中,特意提醒人们要留意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对胡适的影响。他认为:自从哈丽叶?孟罗(Harrietmoroe,1860-1936)的《诗杂志》(Poetry:AMagazineofVerse)在1912年开始刊行之后,新诗运动震撼了整个美国文学界。到了1917年,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在这些年间,草原诗人(PrairiePoets)、意象派诗人(theimagists)、新抒情诗人(thenewlyricists)和尝试主义者(experimentalists)开始纷纷出版他们的重要作品。这期间出现的美国新诗,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歌中娇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1912年到1918年这段期间,被成为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poeticrenaissance)。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确乎不止是美国诗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这是美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像庞德说的:‘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是一个什么都是新的时代,新女性、新人文主义、新艺术、新民族主义、新自由,甚至如罗宾逊(Robinson)和比尔德(Beard)所说的新历史。”[7](P34)胡适和其他五四运动时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恰恰在这个充满创作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这种革新的精神,在五四运动期间也在中国汇成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最初关注语言问题是因为自己留学生活中的一段个人经历,是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关注祖国的语言问题,他探索的深化和思考的成熟无疑深深打上了留学背景的烙印。下面是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家、着名诗人庞德于1913年发表在《诗杂志》上的《几个不》。在语言方面,庞德作了八项规定:不使用多余的词,不使用言之无物的修饰语。不使用诸如“宁静的幽暗的国度”之类的表现,这种表现糟蹋了意象,它把抽象和具体混杂到一起,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认识到,自然事物总是充分的象征。远避抽象,不要用平庸的韵文去复述那些在优美的散文中已经表达过的东西。专家们今天厌弃的东西将是公众明天厌弃的东西。不要想像诗的艺术比音乐的艺术简单一些。如果你在韵文的艺术上不至少花费与一个普通的钢琴教师在音乐艺术上花费的同样大的力气,那么你就不可能得到内行的赞赏。尽可能多地接受伟大艺术家的影响,但要作得体面,或者公开承认这种影响,或者把它隐藏起来。不要让“影响”仅仅意味着囫囵吞枣地去学习你凑巧钦佩的一两个诗人的某种特殊的藻饰……既不要藻饰,也不要好的藻饰。[8](P179)阅读以上文字,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很多地方与其有惊人的相似。不仅在形式上都是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用“不”字开头,在语气上都是居高临下的指点和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总的说来,两者都要求文学语言摆脱摹仿和藻饰,要求言之有物,反对抽象(用典),反对无病呻吟。关于胡适“不避俗字俗语”一条,虽然在庞德的“八项规定”中没有提到,但这却是意象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在另一位意象派代表人物埃米?洛维尔撰写的意象派宣言中,第一条便是采用日常通俗的语言。有意思的是,虽然胡适自己从来没有在文章论着中提到过意象派理论的影响,但早在20年代,梁实秋就曾明确指出过胡适主张中存在意象派理论的痕迹,后来人们又在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藏晖室札记》中发现了胡适的一则剪报,这是1916年《纽约时报书评》关于意象派宣言的一篇评论,胡适还在下面加了一条按语:“此派主张与我所主张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学主张与意象派理论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新青年》在1918年5月号上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即鲁迅的《狂人日记》。同一期也刊登了胡适撰写的中国第一篇现代文类研究论文《论短篇小说》。此文原本是胡适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上课的讲稿,在文章中,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短篇小说下了科学的定义,他说:“我如今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5](P320)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从“比较的角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胡适很可能把C?汉密尔顿(Hamildon)所下的定义与B?马修斯所说的特点作了综合。汉密尔顿说:“短篇小说的目的在于运用最经济的手段和最高级的强调方式来产生一种单纯的叙述效果”。马修斯说:“短篇小说描写一个人,一件事,一股情绪,或一种情境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所以短篇小说具有长篇小说没有的整体印象”。对比一下以上三种说法,其中的联系和借鉴不言自明。而且,高利克还特别注意到:“胡适在耶鲁大学受教于约翰?杜威教授时,汉密尔顿是该校的讲师”[9](P11)。我们指出这些,重点并非要论证胡适与以上这些西方文学流派的关系,更不是要论证胡适是否存在抄袭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考证胡适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其实总的来说胡适和意象派很难相提并论,从理论实质上看他们之间分歧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在掀起“文学革命”时,胡适的思想武器中确实具有对西方文艺理论灵活吸收、直接运用的现象存在,其中许多观点、主张本身就是当时美国流行思潮的直接翻版:胡适“用西方意象主义的按扭,打开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电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比西方意象主义诗人更伟大的文化和文学革新家。他的价值并没有因为他的文学主张是从西方意象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而受到西方意象主义自身价值的限制,也不因他没有成为像西方意象主义者那样的现代主义文学家而较之西方意象主义者更少历史的贡献”[10](P243)。正因为有这样的借鉴、吸收和运用,胡适才能在那样的时刻,以那样的方式,提出那样系统的理论主张,从而掀起那样一场意义远大的文化运动。维特根斯坦在回答罗素的提问时曾经指出:“我不知道思想是由什么组成,但我知道他一定有同语言中的语词对应的组成部分。其次,思想的组成部分同被图示的事实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如何是个枝节问题。”[11](P210)胡适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显然不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精深,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言表达的局限所在,而且认定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我们以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正如周策纵在一篇关于胡适的论文中所指出的:“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都有绝大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个重要性恐怕一般人还不曾意识到,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充分意识到。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的思路、思考和行为。”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因素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国文艺理论的融会贯通、综合运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周作人。周作人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是“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并将“文学革命”的方向,由“白话的文学”推向了“人的文学”的高度。周作人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