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学修辞批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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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学修辞批评模式 精 品 源自中 考备 战

作为“修辞论美学”的倡导者，王一川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格局是认识论美学、体验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的三足鼎立，它们相互轻视而不注重融合，各自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体验论美学常常在标举个人体验时，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缺乏稳定性和理论深度，给人漂浮之感；而语言论美学在执著于语言、形式或模型时，却遗忘了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走向了崇尚形式而鄙视意义的极端。这三种美学各自为阵的局面显然难以担当起解救美学于困境的重任，因此迫切需要将它们融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即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即体验论美学，引者注﹚的个体体验、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论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种新的美学就是“修辞论美学”。①其特点是：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和语言的历史化，这“三化”表明，修辞论美学不仅注重文本的语言形式分析，而且注重对语言形式的历史文化阐释，其特有的工作方式就是“本文———语境”阐释，即揭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特定文化语境压力下的产物，从而对文本来由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文化语境的重建；另一方面，文本一旦创造出来，就可能对文化语境产生感染效果，参与其内在冲突或危机的解决，从而对这种文本的功能的理解也必须依赖于对文化语境的阐明。②反过来说，文化总是借助文本的语言形式而显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往往是通过文学文本得到显现的，所以，要理解特定的文化，就无法离开对艺术文本的理解。没有文化的土壤，催生不出艺术文本之花；同样，没有艺术文本这朵花，文化也就难以显现，文本与文化就是这样丝丝缕缕地缠绕在一起，很难抽离。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文化虽然为文本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但若没有创作主体的劳作，文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文本都是创作主体辛勤耕耘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又受制于更隐蔽的历史，历史总是借文化出台亮相，所以，历史才是决定文本的终极支配力量。因此，修辞论阐释由三个阐释圈构成：文本阐释、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这三个阐释圈在理论上虽呈现出层层深入的特点，但在实际的批评中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呈现出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

王一川所提出的“文本、文化、历史”的三位一体的文学修辞批评模式，在文论界不是空谷足音，也并非特立独行，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如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批评”提出“文本调查”，并将其看成是文学形式研究的前提。所谓“文本调查”，除必要的校勘考订之外，最主要的是对作品进行“细读”，即通过“细读”调查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并进行审美分析，包括关键词或高频字词的使用，音韵格律、遣词造句或句法句式的特征、文本结构、叙说方法和表情达意的特殊性等等。③赵宪章认为，“只有建立在文本调查基础之上的思想分析才是可靠的，才能达到‘学术’本身的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④但文学批评不能停留于“文本调查”的语言分析，而应进一步分析语言形式所蕴含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南帆也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文本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入口，然而，这个入口背后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空间。”⑤修辞学批评向这个空间敞开和延伸，拓展了文本，也拓展了文学批评。王一川们所着力探索的正是这个巨大的空间。那么，如何开掘这个巨大的空间呢？这里以王一川在《修辞论美学》中对中国左翼小说《韦护》（丁玲，1929）和《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1929）中“重复结构”的分析为例，来阐释文艺学界的修辞论阐释模式是如何向这个巨大的空间掘进的。

王一川发现，这两部“革命+恋爱”小说有着相同的叙述模式———重复性叙述，在《韦护》表现为主人公韦护的焦虑行为的重复，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表现为主人公王曼英的认同行为的重复，通过对这两种重复模式的层层解剖，王一川揭示了文本中这两位革命知识分子典型与文本外20世纪20年代末期左翼知识分子的转型再生焦虑的联系。具体的分析步骤为：1.文本阐释：细读文本，展示文本中的重复性叙述：韦护的焦虑来自革命和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王一川用列表的方式细致分析了韦护的焦虑行为在文本三章29节的分布情况以及焦虑出现的密集区域；王曼英的焦虑源自一个沉沦的女青年如何能重新获得革命者和情人这一双重资格，王一川采用拉康的“自动重复”的三角结构分析了文本中的两个三角认同场面。如何理解两个不同的文本所出现的相同的重复性叙述方式呢？王一川认为文本阐释只能将这一现象展示出来，即“是什么”，却无力回答“为什么”，因此“需要走出本文，而考虑作者情形及作者创作年代的文化状况”。①这就进入———2.文化阐释：王一川认为理解文本的文化语境包括以下因素：主人公的现实原型；作者的现实情形；同类文本；时代政治情势；同一集团成员共同的困扰等。韦护的原型是革命政治家瞿秋白，韦护的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焦虑正是现实中瞿秋白的焦虑﹙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也存在着革命与爱情的选择﹚的映射。而丁玲自己也经历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这个转变时期的内心历程与瞿秋白们恋爱时的焦虑有某种相通处。因此，文本中的这种重复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丁玲等左翼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末所经历的集团性的共同体验：转型再生焦虑———如何尽快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而转变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痛苦的决裂过程，必然伴随着苦闷、彷徨、狂喜、焦躁等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表现为文本中韦护们的重复性焦虑行为。同样，沉沦女性王曼英的寻求认同的行为﹙依靠他者的帮助﹚也是现实中缺失的小资产阶级重获革命者资格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行为。但为何丁玲、蒋光慈等左翼知识分子的转型再生过程如此艰难呢？这就需要进入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终极力量———历史。3.历史阐释：王一川认为“从韦护和王曼英的重复行为中，不难看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左翼知识分析的原罪感和转型再生焦虑，并进而由此发现他们在整个文化中的特殊位置。他们自以为会成为历史主体，但又深知自己原初地未完成、有缺失，要以无产阶级为崇高范型以求转型再生，从而一再地自大又自卑、自夸又自责，甚至自虐。这是一个尴尬的历史角色。这种尴尬却不是出于个人的缘由，而是出于整个知识阶级的阶级原因：这个阶级已被某种权力预先地、难以抗拒地规定了现在的位置。”②揭示出文化中隐秘的权力。

通过从文本阐释到文化阐释再到历史阐释的层层推进的阐释模式，揭示了文本中重复性叙述方式与文化语境以及历史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解读出文本的丰厚意蕴。这种阐释模式的特点是：1.文本阐释是起点，但不是重点，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它为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提供一个分析的入口和一份证明观点的材料，一旦进入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后，文本阐释就退居幕后，由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在前台充分表演。2.文化阐释的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文本外部的所有因素，如人物原型、作者、同一时代的其他作者、时代政治、类文本等，在开放的视野中讨论与文本相关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内涵。3.在整个阐释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王一川所倡导的“三化”：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和语言的历史化。“内容的形式化”表现在以文本阐释为起点和精细的文本调查；“体验的模型化”表现在借用西方语言学批评的模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来揭示符码化时期主人公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分析卡里斯马典型与周围人物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用热奈特的叙事三层次理论来剖析文本的叙事方式；运用“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来分析影片《黄河谣》的叙事裂缝等。“语言的历史化”表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挖掘文本形式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如他对卡里斯马典型的分析揭示了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各个历史时期典型的影响和对文本叙事结构的制约。由上可以看出，虽然王一川的“修辞论阐释”模式由三个阐释圈构成，但由于王一川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将重点放在了“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的两个层面上，“文本阐释”比较薄弱，没有贯穿在其他两个阐释当中，给人游离之感。因此，他的“修辞论阐释”更多地体现出文化诗学的面貌。王一川曾将自己的修辞论美学又称作“文化诗学”，将“修辞学方法”与“意识形态方法”视为同一，这也表明王一川的“修辞论阐释”的重点在文本之外，当然，这与王一川自己的学术定位和学术目标是相吻合的：借文本中的语言现象来分析文学问题和美学问题，进而揭示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的互赖关系。

修辞学界的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的融合模式：以谭学纯为代表的“广义修辞学”阐释为例面对西方叙事学批评的修辞性转向和新修辞学的迅猛发展，虽然中国修辞学界的反应没有文艺学界那样热烈，但在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当代修辞学已经呈现出走出“狭义修辞学”的技巧论研究格局、走向“广义修辞学”的研究趋势。推动中国当代修辞学由“狭义”向“广义”转型的主要学者有一批，学术成果比较丰富，谭学纯、朱玲的著作《广义修辞学》较具代表性，可参见胡习之①，高万云②，于芳、周萍③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如果说《广义修辞学》更多地侧重于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的话，那么，《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文学与语言：广义修辞学的研究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等著作则是侧重于批评实践。广义修辞学“三个层面”﹙话语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论构想和批评模式贯穿于作者近年的学术研究中，那么，这种批评模式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这里以谭学纯对巴金《小狗包弟》的分析为例，来阐述广义修辞学的文学修辞研究模式及其特色。作者从《小狗包弟》中选择了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键词：“人”与“狗”、“包弟”与“包袱”、“不是小狗，而是包弟”、“我”变成“包弟”等，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来解读文本，具体分析了“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的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从上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广义修辞学的阐释模式及特点有：

1.贯穿始终、有机融合的“三个层面”文学解读始于文本细部的语言分析，并将这些细致的语言分析向整体的文本分析延伸，进而向人的精神世界延伸。但是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是截然分开、简单相加的，而是交织、融合在一起。就《小狗包弟》而言，其主题指向“道德审判和心灵忏悔”并不隐晦，稍有文学鉴赏力的读者均能读懂，但若追问这一主题是如何通过话语呈现出来的，可能很多人就语焉不详了。谭文的阐释路径是：从关键词入手，将《小狗包弟》分成5个部分，在每个部分选取与文本整体建构密切相关的“关键词”，采用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语言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探讨这些“关键词”在整个语篇中的功能以及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作者在每个部分的分析中都融合了“从话语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而不是将这三个层面进行简单的相加。

2.精细入微、切实可行的文本分析广义修辞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既有语言学和修辞学的，也有文艺学的，但语言学、修辞学的色彩更浓。在谭学纯的理论文本和批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是修辞学术语，如修辞幻象、修辞原型、修辞身份、修辞元素、修辞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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