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体制”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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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体制”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分析 文章来源 ed u.net
    一
    “东方主义”观点普及的附带效应是,人们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有了一个现成有力的批判据点。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概念的影响毋宁是相当革命性的。这个观念有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运用“话语理论”的概念,而诉诸于潜在的集体动机。这种集体潜在动机受到历史现实中权力关系的制约,经由种种论述和体制力量而散布,渗入整个知识系统,对个人的意识行为产生强大而不为所觉的支配力量。本篇论文想要尝试探讨的,是怎样透过“体制”的观念来研究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基本上也是以“可以个别体现的集体潜在动机”这个概念为基础。这里所讨论的“文学体制”,不单包括具体的、影响文学作品生产及接受的文化体制(诸如教育体制、媒体、出版业等等),同时也是指社会上经由各种话语的散布流通而获得正当性、广为接受的整套文学观念——包括其中最重要的预设,即对“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一个重要活动的基本认定。文艺话语不断地规范定义文学是(或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公共文化体制中理所当然地——即便是虚应故事——赋予文学显要的位置,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认定。
    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想正面探究这个问题(比方说试图证明文学为什么,或是在什么定义下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活动,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贡献等等),而是想指出:第一,既然文学的重要性、定义、正确发展方向等等是经由各种文艺论述和教育、媒体等文化体制来规定及散播,那么这些公器本身的性质和环境因素必然对文学观的形塑及实际文学创作的大方向产生某种形式的影响;第二,我们研究现、当代中国(台湾)的文学,应该首先对受历史环境制约的这些传播渠道的独特性质做更确切的描述。比方说,最明显的例子是,各种高度意识形态取向的文艺论战对不同时期通行于现代中国人社会之间的“文学”概念具有极大的形塑力(不论是正面或反面),不亚于唐诗背诵,阅读翻译小说等文学经验。又如因为受政治和市场双重逻辑制约的“副刊”是台湾战后文学创作所赖以生存的主要体制,“副刊”本身的先天性格显然左右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基调。这些因果关联都应该成为正式研究的对象。目前许多学者似乎尚停留在以具体资料肯定、印证这类关联的起跑点上,而一般文化评论者则有许多虽则宏观、却未经系统性检验的概述。所欠缺的,是对这些现象做更具系统性、抽象层次较高的分析讨论。
    “文学”对某些人来说,是个人创作想象力的结晶,但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是社会上多股力量的交叉、集体经营的产物。我们用“文学体制”这个新词来强调这个面向,主要是希望能看清一些传统研究里不常正视的力量结构性的运作。(本文所采取的“文学体制”基本定义,可参考德国学者彼得·霍恩达尔在《建立一个民族文学:德国个案1830-1870》(Peter Uwe Hohendahl,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ase of Germany 1830-1870.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的绪论。其中对“文学体制”在语言行为学、读者接受美学、及某些马克思文化研究理论中种种不同解释有系统性的介绍。)而另一个研究重心,则是想探讨在非西方国家“被动性现代化”的历史情况下,“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特殊功用。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说,在大多数非西方现代社会里,高层文化通常是舶来品。①影响之一是,此类文学体制经常有一种架空性质(artificiality)。高蹈的文学论述多半以西方文论传统为主要参考架构,与实际的创作生产与接受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空隙、摩擦,和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实际的作品生产绝少直接呼应文学论述里的规范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对各种文化体制背后的宰制力量——像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审查制度、精英文化观、艺术自主原则、舆论中对“政治正确性”的共识、市场上的经济逻辑等等——采取立即或迂回的对应策略。而在同时,作家在实际创作时,为了选取具有优势潜力,足以自我标显的形式和处理想象素材的文学成规时,经常必须在互相竞争的本土与舶来的文学传统间作取舍,使两者间形成复杂的竞争、对抗、和协商关系。足以与输入的高层文化对抗的,则通常是高标政治功效的文学运动,直接反应出本地知识分子对“什么才能带给当代社会最大政治效益”的关注,因此而占上风的文学观常具有不受检验的权威性。
    文学体制在20世纪中国(台湾)的广泛社会效应和高度政治化,其重要性远超过现代西方社会。一方面文艺论战频繁,甚至成为社会、政情发展的扭转关键;另一方面,如众所周知,许多文艺论述具有高度规范性和道德诉求,不断将复杂的文艺现象化约成二元理解模式——“现代/封建”、“进步/反动”、“政治宣传/纯文艺”、“严肃/通俗”、“写实/非写实”、“本土/非本土”、“商业/艺术”。教条性论述更屡次被国家机器挪用,据以建立干预实际文学创作的组织性体制。以往许多研究将重点放在这些理解模式是否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史发展现象有足够的诠释力——答案其实是很可预期的。如今我们要探讨的,却是这些理解模式周遭的一些相关现象及历史构成因素。于是不可避免的,要触及“西化、现代化”、“国族建构、文化建设”,以及在教育逐渐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决定“文学”门槛的标准如何形成等等重要的基本议题。
    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里,受外来影响的“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不断地竞争着高层文化的地位。由西方输入的、或因应外来影响所产生的现代概念,对通行的文学论述及当代文学创作往往具有高度垄断性,而输入的文学观逐渐成为直接或间接形塑高层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些文学观和创作实践不仅引介不同的世界图像和价值观,也同时指涉着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体系、思维逻辑,因此它们和所谓“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比较文学者最应关注的。因为不同知识系统在人们心中、当代社会价值层级里所占有的地位高下,足以决定与其相关连的文学观以及创作文类等在文化角力场中的竞争力,更进而左右文学创作素材的选择,及创作者在文化生产场域里的位置。这其实是中国(台湾)现当代文学运动中一场不断上演的主戏,而其中西风压倒东风的倾向是无可讳言的。许多传统积淀较深的文学类型,如历史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抒情散文等,一方面是占有读书市场销售量的大宗,而另一方面却被挤至文学体制的边缘(包括不能吸引年轻的优秀创作者),排除在主流批评论述的理解模式之外。而输入文类如意识流心理小说,各类前卫诗派等等,虽然常在享受短暂的风光之后,为更“先进”的外来风潮所取代,而使得其所依附的美学形式无法深度扎根,在绝对性意义上不见得有更高的艺术成就,却总是有更大的机会进入“文学”门槛。
    台湾于1949年以后文学体制受大环境影响有一些明显印记:如早期现当代中国(台湾)文学教学在教育体制里突兀地缺席;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模板的精英文学观有效地冲击了新文学以来的国族建构文学论述(或说造成了新的组合)成为主要文学批评标准;外文学术圈在引进文学思潮、批评理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久以来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评论、及学术研究的主要人才供应库,等等。这些乍看之下可能是特殊的历史个案,然而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权力关系,显然是超越一时一地的更广泛现象。比方说,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现代主义风潮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颜元叔、欧阳子等人大力引介的西方小说技巧、批评标准如出一辙。又如1997年香港岭南大学出版的《现代中文文学学报》创刊号里,刘再复举出几类文学典范,其中所含的范例清一色是西方文学经典。尤其是对“形上思考”的主题要求,充分显示了受西方影响的精英文学观。②
    作为整体文化的缩影,这个现象其实只是印证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事实:即“被动性现代化”对非西方社会当地文化发展产生的结构性负面影响是既全面而又持久的。尽管近来许多学者提出对“传统”这个概念的质疑——认为以往被本质化的所谓“传统”,其实和“现代性”一样,都纯粹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很基本的层次上,知识体系、文化体制的长期地位不稳定和缺乏累积,是使得非西方现代国家在建立知识系统时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以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形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转变,如流行文化的跨国市场运作、人才回流等,显然使得原本一面倒的东西之间不平衡的知识权力关系高度复杂化。包括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阿均·阿帕杜莱(Arjun Appardurai)等人诸多讨论“后现代性”和“跨国文化体系”、“全球文化”的学者,多将七十年代视为一分水岭,认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受到“后福特”经济作业模式、电子媒体、通讯科技和全球性移民的影响,世界文化秩序正经历了一次相当全面而彻底的重新组合,许多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解模式才能做有效的分析。对研究非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个新趋势毋宁提供了一个可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顽强“欧洲中心”视角加以扭转的契机。相应而生的,是方兴未艾、包括强调跨国文化现象、“另类现代性”的诸多论述。③
    这个新的学术生态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比较文学”这个欧战结束后在西方盛行一时的学科,原本即反映着上一波跨国文化势力结构的重组。有学者指出,比较文学在战后美国的兴盛,多少滋生于欧洲移民学者对于毁灭性欧战的挫折感,是一种对世界大同文化憧憬的投射。而后在七八十年代,这个学科在许多非西方国家里的传播,扮演着引介西方知识系统的角色,俨然成了输入型文化的一个重要体制。七十年代的台湾和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最佳例证。
    在此同一时期,比较文学在美国也发挥了引介欧陆理论的强势功能,对传统英文系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冲激。出乎预料的是,到了九十年代,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本身竟然经历了一场冲激力不小的认同危机。这主要是由美国学术体制内部的因素所造成。除了批评典范的更迭加速,阻碍学术成果的累积,造成学术人才的加速折旧之外,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下“文本”(text)的涵义骤然被拓宽,无疑侵蚀了文学研究的根本。在文学学者眼中原本被归类为“文化背景”的历史脉络(context),如今也成了“文本”,文学作品从而失去了独尊的优势地位,而文学训练的诠释降格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学之一。更广泛一点来说,八十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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