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台湾文学运动的发展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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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后台湾文学运动的发展理念分析 文章 来 源 自 教 育网
    台湾文化再建构运动
    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去殖民文化的问题。长期的奴化教育,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机械的”愚民,个别人甚至成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为了使台湾同胞认识祖国,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去除“大和魂”的思想,做一个健全的国民,台湾省行政公署发动了一场文化再建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行国语和宣扬“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的必要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协进会带头发起,国立编译馆、台湾文化协进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团体积极配合。《新生报》还多次发社论说明“皇民化”的毒素必须清除。但也受到一些人的顽固抵抗,出现了“反奴化论述”与“反国府论述”。为此,《台湾文化》呼吁文化界要增强团结,彼此学习和尊重,要“传习国文国语”,认同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学,彻底肃清“皇国民运动”的余毒。当地进步文化界用最大的热情介绍中国文化,更多的作家则争先恐后学习中文,一时使《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书洛阳纸贵。台北市东华书局还于1947年出版了一套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学丛书》,包括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对“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国语推行运动
    1945年10月,即将上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为了抵消殖民文化对台湾同胞的毒害,提出“先着手国语,使台胞明白祖国文化”。同年11月便筹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县市建立“国语推行所”。另颁布《国语运动纲领》,如果本地知识分子不会讲北京话,不能担任公务员。1949年3月,又规定全台湾地区小学教师必须国语文训练及格,否则便解聘;国语能力较差的教师,亦不续聘。10月26日,当局除禁止日文唱片和日文写作外,同时取消报刊杂志的日文版。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政府加大推行“国语运动”的力度,认为让方言盛行,将会影响民族团结,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规定机关、学校和公务员不能用方言交际,并强令教师订阅《国语日报》,听国语广播。这个运动未能考虑到方言在老百姓生活中所起的调剂作用,对学生讲方言罚擦黑板或打手心,这种极端做法使民众反感。1970年异议人士反对扼杀母语,资深“立法委员”却要推广国语,“行政院”便颁布《加强推行国语办法》。在1976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中,要求削弱方言节目比例,强求国语进入家庭,完全无视闽南话和客家话等方言的存在,以至于让十分受欢迎的黄俊雄的闽南语布袋戏改用国语演出,造成丧失泥土味而离开电视台。在后来兴起的本土化运动中,引起当地文人的强烈反弹,以致要求用所谓“母语”取代国语。
    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1953年9月,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表面上是承继孙中山未完成的遗志,实际上是正式确立其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者兼发展者形象,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和文化主张:提倡民族文化,杜绝商品化文艺,以三民主义指导文艺创作。在他看来,文艺商品化会妨碍作家执行官方的文艺政策,而作家应该写出“纯真和优美的文艺作品”,更应该创作“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以实现“反共复国”的政治使命。此文发表后,“文艺总管”张道藩在1953年10月1日出版的《文艺创作》上发表了《四十二年度文艺运动简述》,将“补述”中文艺意见作了详细的发挥,并指出蒋氏的看法是“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大纲目”,足以指导未来“自由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发展方向,并写了《三民主义文艺论》的长文去呼应蒋介石的指示,说明文艺创作离不开三民主义的指导,文艺性质也由194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转化为更全面的三民主义文艺。此后,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多次讨论会,学习“补述”和张道藩的文章。以后开展的“文化清洁运动”和倡导“战斗文艺”,均是实践《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的行动。
    “国军”文艺运动
    台湾的众多运动与文学主张,与蒋介石的思想、言论有密切的关系。1950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出“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重点与方向。为了实践这一方向,“国军”开展以“反共抗俄”为宗旨的文艺运动,大力倡导“战斗文艺”,使1950年前后至1964年以成为“战斗文艺”为主旋律的年代。主要文艺措施有:举办文化康乐大竞赛,项目有歌唱、国剧、话剧、绘画、书法、出版品等;创设军中文艺奖金,发行《军中文摘》等刊物,举办“兵写兵、兵画兵、兵演兵、兵唱兵”活动。从1965年起进入新文艺运动阶段:召开“国军”文艺大会,通过“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等多项议案,至1981年举行了7次大会,另还召开过“新文艺运动检讨会”和“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同时十分注意文艺辅导和文艺活动的开展,如聘请文艺界前辈组成“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会”,以后又成立12个“国军战斗文艺工作队”,“工作队”再改变为“研究会”。这一阶段的决策者为王升,主管者为田原,业务承办人为着名小说家朱西宁。
    文化清洁运动
    为了贯彻蒋介石清除所谓“赤色的毒”和“黄色的害”、“黑色的罪”的指示,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陈纪滢在1954年7月26日的《中央日报》上,提出“文化清洁运动”的口号,正式揭开这个运动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官方控制的文艺团体和报刊一起动员和上阵,分别在军内外各种广播电台举办专题讲座。同年8月9日,包括155个社团的500余人连署在各报发表《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厉行除三害宣言》。
    这场运动反“赤”纯是禁锢言论自由,结束后处分《中国新闻》等5种杂志,《新闻评论》、《自由亚洲》作停刊两个月的警告,《妇女杂志》、《新希望》、《影剧杂志》以停刊三个月作为惩罚。这种警察行动引起文化界人士的普遍不满,它给文坛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扫黄反黑扩大化,如当时风靡一时的《野风》杂志就不断受到卫道者的攻击。郭良蕙并非黄色小说的《心锁》,也挨批判。二、反“赤害”同样严重扩大化,当时被视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查禁的武侠小说就多达一千多种。在1955年一年中,“文协”为了扩大“战果”,又继续开展“反黄色作品运动”,把非黄色书刊打成淫秽书刊,由此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以至不同政见、文见的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
    现代诗运动
    大陆去台诗人纪弦于1956年1月15日发起的“现代派诗人第一届年会”在台北举行,出席者有40多位诗人,会后宣告“现代派”正式成立。过了半个月,由纪弦主办的《现代诗》杂志发表了《现代派信条释义》,提出“现代派”主张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等主张,这便是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兴起点。这个运动还带动了现代小说、现代绘画、现代电影的出现。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现代诗运动围绕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之间的争霸而展开。直到关杰明发表严厉批评现代诗的文章,以及唐文标在1970年代宣判现代诗“死刑”,这个运动才开始走向衰落。但不可否认,“新诗再革命”领导者纪弦和其他诗人的创作,加速了新诗现代化的步伐,为刷新诗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国军”文艺大会
    “国防部”为了运用文艺力量达到“反共复国”目的,于1965年4月8、9日,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召开了首届“国军”文艺大会,出席者除军中文艺工作者外,另有社会文艺工作者,总计500余人。蒋介石亲临训示,提出“抑扬节宣”四字诀,以新文艺的12项内容训勉与会人员。大会根据蒋介石这种“雪耻复仇”的反共讲话精神,除设立国军文艺金像奖外,还发表了《“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宣言》,重点阐明了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张,强调“新文艺,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以民族的风格、革命的意识、战斗的精神熔铸而成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并制定了《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1966年11月,又举行了第二届“国军”文艺大会,截至1975年10月,共举行了六次大会,1980年2月下旬,还举行过一次,每次大会后都发表宣言。到了本土化高涨的年代,这种政治挂帅的文艺大会,再也难以发挥其作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国民党将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过了一个月,国民党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1967年7月成立由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下设国民生活运动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等,并发行《中华文化复兴》月刊。这场运动系针对大陆所谓“毁灭”中华文化的文革,另一原因是台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道德水准下降,发动这场运动是为了用传统文化去改良投机贪婪之风的盛长,也为了遏制台湾社会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该运动在1970年代初达到高潮:“文复会”颁布了《国民生活须知》99条,并在文艺、学术等文教领域大规模推行文化复兴,出版了四书五经今译等着作28种,在各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化讲座”。这对巩固当局统治的正当性,有正面作用,但整个运动流于形式。1991年4月,该会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由李登辉兼任会长。陈水扁上台后改名为“国家文化总会”,并兼任会长。
    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
    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当前文艺政策”,并于1967年12月5日颁行实施,文艺界张道藩、陈纪滢、李曼瑰、张秀亚、林海音、王梦鸥、赵滋蕃、余光中、尹雪曼、王蓝、尼洛、钟鼎文等40人,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表明他们拥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与“反共复国”的主张。该文除引言和结论外,还包括文艺与新闻、文艺与出版、文艺与教育、文艺与科学、文艺与哲学、文艺与宗教、文艺与军事、文艺与外交、文艺与经济等。乍看起来论述十分全面,其实内中隐藏了官方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恐惧,同时也呈现出他们思想中仍拥有中国传统中的“崇儒”和文以载道的一面。
    文艺会谈
    国民党为了执行《当前文艺政策》,于1968年5月下旬举行为期三天的文艺会谈,出席者有全岛文艺工作者四百余人,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提出要“更积极地开创三民主义的新文艺运动……今天文艺工作的使命与路向,必须使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要促进文艺与武艺的结合,加强发挥文艺战斗的力量,使其一方面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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