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导读】：高校文学社建设路径探索 文类与文学经典论述 作家群文学现象分析
文艺理论评论者的学术观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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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文化创新不仅在于它是塑造人的灵魂、构建价值体系和制度结构的创新,还在于它贯穿创新的全过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世代相传、生生长流而未中断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自秦统一后,虽遭数不清的灾难沉疴尤其是近代以来列强入侵的苦难深重,而维持了2000多年没有出现整体性分裂,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被世人仰慕,都是缘于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流程。这种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谈文化创新的视点,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创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对电影实施精品战略的思考》一文中,作者在阐述电影实施精品战略的时代意义、内容和途径的基础上,着重指出,要振兴广西电影,重铸辉煌,必须做到:目标任务明确,敬业精神要强;拓宽题材领域,提高总体质量;准确反映生活,讴歌美好善良;打造精品品格,塑造典型形象。确实,新时期以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拍摄出《黄土地》、《血战台儿庄》、《有话好好说》等曾在国内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优秀影片,现在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深化内部机制的改革。作者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广西十三年文艺探索的基本经验》(十三年是指1989年至2002年———笔者注)一文中,作者把广西十三年文艺繁荣发展的经验归结为九个方面:一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把握广西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从发展战略的高度部署文艺,把文艺发展纳入广西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三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从广西文艺的实际出发作出科学决策;四是抓住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五是制定精品战略,实施精品规划,把主旋律和多样化统一起来;六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注意发挥文艺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七是加强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重视发挥期刊和媒体的阵地作用;八是扎扎实实抓好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是繁荣和发展广西十三年文艺的关键;九是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加强对广西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些经验的总结,既涉及到文艺发展的理论政策,又涉及到文艺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到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等问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广西文艺发展的宏观视野和微观把握的能力,对广西十三年的文艺发展作出了恰如其分的阐述。其次是在文艺现象方面,陈教授对文坛“新桂军”现象、“刘三姐文化现象”、“相思湖作家群现象”、“大写作”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较为全面的概括,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观点。“新桂军”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活跃在广西文坛上一批青壮年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全国文坛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桂军”的出现,是广西的文学创作取得重大成就的集中体现,在理论上对“新桂军”现象进行界说,可以使我们对“新桂军”的创作历程有更为本质的认识。所以作者在《文坛“新桂军”方阵从开步到雄壮》等文中,对文学“新桂军”的崛起与发展、成就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新桂军”新锐作家的共同点是具有现代意识,他们跨越农业文明而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与时俱进,同时又巧妙地将西方现代文化融汇在本土文化包括民族地域文化之中。其作品既有先锋性,又有大众性,尤其是民族苦难带来的悲剧色彩和对乐土的企盼。“刘三姐”是广西的民族文化品牌,从最初的《刘三姐彩调剧》到电影《刘三姐》再到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形成了着名的“刘三姐文化现象”。基于此,作者在《论刘三姐文化现象》中对“刘三姐文化现象”的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刘三姐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历史、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包括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的开放性、地域的独特性、形象的品牌性等等。应该说,这种概括是非常中肯的。“相思湖”是广西民族大学校内的人工湖,因为广西民族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广西民族作家,所以人们称之为“相思湖作家群现象”。对“相思湖作家群现象”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探讨广西文学创作队伍培育的内在机制。在《从相思湖走来》一文中,作者正是从文学创作队伍培育的角度来论述“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作者认为,“相思湖作家群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时代造就、沃土栽培、传统熏陶和精神培育。我们知道,写作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基于这种认识,陈学璞教授在《面向21世纪:扬起现写作作学的风帆》一文中提出“大写作”的概念,认为“大写作”就是写作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结合,走综合性、边缘性发展之路;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之路;就是运用经济写作、管理写作、科技写作,直接为经济发展、国家管理、科学进步服务。笔者认为,“大写作”概念的提出,是陈教授对“大写作”现象的一种概括:写作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国家管理需要写作,社会交流需要写作,个人表达需要写作。文章千古事,古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不能离开写作。现代人从个人生活、日常工作到升学求职提级评职称,再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高科技网络文化到依法和以德治国、企事业管理,哪一条都离不开写作。陈教授所写的文艺评论文章,之所以具有“评论的力量”,使人读之受益,思之受启;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之所以能在广西文艺理论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敏锐的思想、扎实的学养和独到的视角。敏锐的思想源自于作者对党的文化政策或文艺理论政策的领悟与解读。
陈教授就职于自治区党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府,是学习的课堂,知识的殿堂,拼搏的疆场”。在这里,陈教授既是“学道”者,又是“授道”者,所以能不断结合新的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因而所写的评论文章或所发表的言论也都具有相当敏锐的思想观点。例如,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陈教授就提出,我国入世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互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我国入世后,不仅要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还要有文化战略。又如,针对有人把“中国—东盟博览会”简称为“南博会”,陈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提法不科学,因为:一是作为一个简称,缺少减缩语的语法支撑,二是不符合博览会由中国和东盟各国商务部共同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实际,三是缺乏博大的政治眼光,把一个国际性区域性博览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博览会,所以应该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称谓。这两个例子说明,陈教授作为一个党校的学者,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是有“博大的政治眼光”的。扎实的学养源自于作者多年来的见闻、阅读、实践三者统一的写作探索。陈教授从事文艺评论工作30多年来,发表300多万字的各类评论文章。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除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外,与他个人扎实的学养是分不开的。翻开《陈学璞卷》,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文艺方针、政策,力求概括当代广西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又可以看到作者对新时期广西作家群现象、戏剧创作表演艺术的创新、广西文学创作60年主要成就的研究与概括。从文艺政策研究到文艺现象研究再到文艺作品研究,涉及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多,没有扎实的学养是不可想象的。笔者认为,评论文章的论点是否鲜明有力,论据是否充实合理,论证是否明晰细致,文笔是否畅达规范,都与论者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水平密切相关,也许,这正是《陈学璞卷》“评论的力量”所在。独到的视角源自于作者深深扎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立足于广西,放眼于全国。陈教授很重视文艺的民族个性,他认为,文艺的民族个性是一个民族的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是民族生活、民族阅历、民族风貌、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语言等在文艺上的表现。他特别指出,鲜明的民族个性使文艺作品和文艺形象独具艺术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视角,陈教授对广西当代数百名作家,特别是对几十位成绩卓越的知名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美术作品以及文艺理论着作都进行了评论,并在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例如,在《彩调:机遇与挑战同在》中提出广西彩调艺术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五点建议;在《关键词:文化介入———如何扩大文化对现实的影响力八人谈》中提出当前广西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八个问题;在《京族文化的民族性海洋性特色》中提出在全球化、市场化、民族化语境下,如何保护、传承、利用、开拓京族文化的建议;在《申遗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路径》中提出花山文化申遗的新思路,等等。这些建议的提出,为有关部门正确处理和解决文化建设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智力支持。可见,“评论的力量”有时也能起到积极的决策咨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