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述评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热点导读】：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  霍桑小说中的宗教意识  《许三观卖血记》重复叙事的音乐
文学述评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更多内容源自 幼 儿
    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发表的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症候”进行了观照和分析。虽然其中不乏比较中肯的见解,但是由于作者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作为理论视角观察文学创作现状,因此不仅有些提法空泛、抽象,而且不少观点也是模糊、错误的。就像一个医生由于缺少诊断疾病的先进器械和方法,因而不可能准确地判断病情,也不可能正确地开出疗治的药方,这样还可能加重“症候”。对此,我们谈些粗浅的看法,以与雷达同志商榷。
    一、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根本错误
    我们认为,首先在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雷达同志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中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一)如何看待我国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清我们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应该坚持什么方向。摆不正这个大前提,不仅看不准问题,而且还会把问题看偏。我们知道,尽管文学艺术中有一些超越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全人类性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但究其本质而言,文学却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具有一定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人民性的。据此,毫无疑义,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雷达要我们繁荣和发展的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对此,他以肯定的语气说:“现代以来至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国外思潮和观念已被中国作家所接受。虽未言明,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并以赞同的口吻说:“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新的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尽管有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一直断言,说这是个应该而且必将出现文学巨匠的时代,可巨匠似乎迟迟不肯露面。”很显然,雷达与我国某些学者和作家一样,因为受了西方全球化理论中的“文化普遍主义”的影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的文化趋于同质化,我们就应该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接轨”。十分明显,他们在这里完全消解了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学混为一谈。他们要我们“融入”的“世界文学主流”,是盛行于欧美、流行于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学潮流,他们要我们参照的“伟大作家”竟然把胡适也包括在内。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指出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文学艺术不同于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和体育竞技,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和公认的水平。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由于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仅很难与资本主义文学艺术趋于同一,而且也很难“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主流”。因为两种文学艺术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那么多伟大和卓越的作家和作品,没有一人或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至于胡适,不说别的,单就艺术成就而言,也不能与鲁迅等伟大作家相提并论。由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文学当然也要以那些超越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全人类性的非意识形态性的东西走向世界,但是主要的还是要以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色走向世界。我们当然不能到世界上简单地去进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要艺术地和审美地展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特别是要针对国际敌对势力的“中国威胁论”,充分展示我们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强烈愿望。我们当然也要不断增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但是在当前我们不可能也不屑于“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因为作为当前“世界文学主流”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虽然其中不乏进步的有益的成分和因素,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但其思想体系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文学如果“融入”这样的“世界文学主流”,那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今天有的“作品”不是已经为霸权主义者张目了吗?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二)如何看待我国现当代历史和革命文艺传统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提高我们文学创作的水平,必须以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特别是不能脱离我国现当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而雷达同志显然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对这一切都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的小说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实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过去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疑义。90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这就把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统统算在了我国现当代的革命历史和我国革命文艺传统的账上。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我们认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我国革命文艺事业,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缺欠和失误,但其主流是正确的、进步的,其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不知雷达同志以什么尺度评价历史,竟然把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前12年也加以贬斥和否定。在他看来,“90年代以前”,我国作家所坚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都是“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自现当代以来”,我国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审美”创造,受到“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他一连用了那么多的贬义词,那么多的“伪”,简直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难道这不是对我国作家所坚持的信仰、信念和理想,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我国革命文艺所形成的昂扬向上的光荣传统,做了最彻底的否定吗?如果像雷达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国社会和我国文艺能有今天这样的兴旺景象和繁荣局面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是要从一片虚墟上开始吗?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作家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难道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缥缈的“虚幻理性”吗?党领导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难道是不切合实际的“政治乌托邦”吗?我们所坚持的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难道只是虚浮的“浪漫激情”吗?我国革命文艺所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包括江姐、许云峰、董存瑞、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雷锋、王铁人、焦裕禄等等,所描绘的革命和建设的情节场面,包括长征、抗战、大决战、大进军、开国大典、石油会战、两弹爆炸、卫星上天等等,所表现的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所创造的真和善的典型形象,难道不是真崇高、真宏大、真权威、真浪漫、真美吗?为什么都要加个“伪”字予以否定呢?很明显,雷达同志所否定的这一切,同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所宣扬的“告别革命”,“抛却理想”、“躲避崇高”、“拒绝壮烈”等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滥言,不是如出一辙吗?
    (三)如何看待党对文艺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而这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性的导向”来体现的。在当前,这种“政治性的导向”的内涵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思想,以及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党的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此外,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全会的政治报告、公报、决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我们党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团结鼓劲”的宣传工作方针,也应视为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的导向”的内容。而雷达同志却在阐述作为其立论的核心论点的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时,轻率地说什么:“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扬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他认为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的导向”是“浅薄”的,不“广阔”的,并在“导向”二字上面加了引号以示否定。对此,我们是很难苟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论断,这当然是正面精神价值声音的最强音。按照雷达同志的逻辑,难道这种“政治性的‘导向’”也是“浅薄的”、不“广阔”的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未简单地要求过文艺创作仅仅“表彰好人好事”,而是深刻地指出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要求文艺创作塑造“倔强的、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特别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邓小平)。对于这些具体、实际、丰富、深刻的具有“政治性的导向”的论述,雷达却借“有人”的“理解”歪曲为“浅薄”的“表扬好人好事之类”,以反衬和凸现他自己的所谓“正面精神价值”的空泛、抽象、不切实际的说教,其错误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四)如何看待文学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作家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的作品,应从历史的高度把握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文学的历史证明,古今中外所有进步的作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关注民族的命运,反映人民的心声,抒写时代的精神。在当前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文艺工作者自然就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用自己的作品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群众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奋斗。但是,雷达同志虽然也说“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