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导读】：新闻娱乐化现象试析 传媒业发展回顾及展望 默多克传媒消费主义研究（下）
论人文城市社会交往媒体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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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存在着总体规划、市政配套、分步开发、绿化设计和交通扩展等一系列软、硬件的协调管理问题。随着信息化普及和3G、4G技术的发展,城市中信息高速公路和宽带互联网的铺设已经成为了电信运营商和广电节目内容提供商们激烈竞争的“战场”。电话公司的宽带系统与广电部门的宽带系统争相进入社区,甚至不惜拉明线占客户,以淘汰传统传输方式为借口、以更新节目源和增加节目播出为诱饵,胁迫用户就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宝贵的客户资源。本文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在人文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注重社交媒体的管理。社交媒体是建立在宽带互联网基础上的,是当今新媒体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交媒体(socialmedia)听起来很陌生,其实早已经渗透在普通百姓的上网之中。社交媒体首先是社会交往(socialcontact),社交就意味着互动,有来有往;媒体,就是传媒或媒介(英文都是用media这个词),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所以社交媒体可以解释为:是通过传播媒介建立起来的、通过互联网方式实现的社会交往或曰信息交流。社交媒体最常见的形式有博客、播客、微博。
尤其是微博,近年来在中国的用户登记量如雨后春笋般的增长,目前已经达到了3亿多人。不论是名人、要人,还是普通百姓,只要你愿意,不论是国家主席、总理、部长、还是演员、教师、警察、工人、农民都可以在网上查阅新闻或进行评论的同时,顺便开一个自己的微博。因为没有个人的微博注册,互联网就不允许你登陆别人的博客网页去“凑份子”。社交媒体是传统媒体嫁接在互联网上的全新的传媒方式。以往的传媒,不论报纸杂志,或者电影电视等,都是单向传播的,没有即时的互动性。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传媒变成了双向互动。不仅客户可以点播视频节目,而且还可以大范围地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或骂或夸,随心所欲。每个终端客户都相当是办了一张报纸,或开了一家视频网站。他(或她)可以轻松地上传自己的文章或视频资料到网络上,供其他人欣赏,引起共鸣。这正是社交媒体的可爱之处,它极大地丰富了人文城市的文明建设、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度。社交媒体有三个突出的时代特征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令人兴奋、又让人生畏。
(1)社交媒体是即时的、双向互动的或群体交互的,有来有往,信息交流可在分秒之中完成。
(2)社交媒体的发布者飘忽不定,难以追踪,并且无法事先审查或控制。
(3)社交媒体互动、交互的结果,会在客户群体中立即产生正反馈放大效应,有可能对社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正面或负面的冲击。社交媒体具有典型的“蝴蝶效应”特质。即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煽动了几下翅膀,两周后就引起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社交媒体对于城市文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好的方面看,不少城乡的野蛮拆迁经社交媒体的自发渲染得到制止;一些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破坏,经社交媒体的自动曝光得以修复。从负面来看,前不久在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乱”、“埃及革命”等事件,经查都有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英国的“占领伦敦”、瑞士的“占领苏黎世”等引起城市骚乱的占领运动,其背后也都有社交媒体参与的“影子”。虽然各国政府对于城市中传统媒体的驾驭,都形成了自己的管理风格。但是对于城市中社交媒体的管理都显得束手无策,只能瞪大眼睛,准备随时应对可能被社交媒体刺激起来的突发事件。政府的疏于管理,也为人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许多不定因素。政府害怕管理社交媒体,是由于政府恐怕因其不当干预,会招致民众对政府干涉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的抱怨和反弹。政府本能的投鼠忌器,与民间自发的兴风作浪,在迷茫中比翼双飞,这才引发了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各自城市的“占领运动”。这些占领,对于城市的发展绝对有负面的影响,使得人们不由地联想起1929年10月29日震惊全球的“黑色星期五”股市大崩盘。当时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放任,造成少数人投机失败,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和大失业。城市中大多数市民也跟着倒霉。无独有偶,也是因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无计可施和被动放纵,才引起了连锁反应的城市占领运动。同样的“政府缺失”,使得城市中那些遵纪守法、独善其身的大多数,隐隐地感觉到了自身利益也会跟着倒霉的恐惧。当然使西方政府迟迟不肯出手干预社交媒体的原因之一,是顾忌在传媒界根深蒂固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是20世纪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公共领域结构性变革”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甚至有人将他比作社会学界的亚当?斯密。两人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参与者的充分自由。亚当?斯密因其“看不见的手”之学说而着名,主张市场自由。哈贝马斯以其“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学说着称,主张媒体自由。哈贝马斯认为:“判定对民众开放度的公共领域是否成立的通行准则是,看其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团体被拒绝参与其中,如果不将他们包含在其中,这种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不完全的,而且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公共领域。”为了不破坏自己维护自由和民主的形象,许多政府该出手时不敢出手。
20世纪因自由的市场经济失控引发的大萧条、大失业,最终是以政府出手干预而结束的。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支出,以加大基本建设投资,来吸收就业。此次因自由社交媒体的发难,引发的欧美城市大骚动,使得城市中的大多数市民越来越丧失耐心,他们在喃喃地呼唤,政府也应当对城市中的社交媒体,加以适当的干预和管理。众所周知,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和检验。政府干预更需要理论界的认同和指导。当年如果没有凯恩斯经过总结1929年的全球萧条,提出政府干预需求和增加就业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种理论被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那么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就永远不会成为常态,也就没有工业化国家现行的这种“有政府有限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新模式。同样道理,在当今如果传媒界和新闻界不能涌现出一个类似凯恩斯那样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为政府对社交媒体的适当干预找到依据,那么各国政府对于城市中的社交媒体就只能束手无策。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假设,供传媒界的“凯恩斯”们思考,为建立和谐的人文城市做点贡献。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交媒体中,并没有政府干预的位置。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技术进步也最快。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交媒体都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令人兴奋,也令人害怕,最终都发生了失控的问题,严重地触发了社会矛盾,阻碍了城市发展进程,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
在凯恩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通常在连接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从事商品生产的市场前端,通过货币政策直接干预生产要素市场中货币的流动性,来控制通胀,以及在连接个体消费者和政府消费者的商品流通市场的后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扩大政府采购商品的数量,来刺激充分就业。通过科学类比或科学隐喻,笔者假设,在有政府干预的社交媒体模式中,政府可以通过如采取对关键字或关键词控制,在连接计算机要素和比特资源的网络的前端,直接干预提供服务平台的运行商(ISP)的后台管理,来避免暴力集会和恐怖行为等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在连接个体消费者和政府消费者的网络的后端,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当以与个体消费者相平等的地位和身份,通过亲民对话,平息潜在的民怨;或提出折衷的方案,征求公众意见,修法、立法以弥合社会矛盾,从而达到建立和谐的人文城市之目的。借用经济学中政府常用的语言,政府干预城市中社交媒体的前端,可以适度从紧,但在后端,要保持适度宽松的安抚政策。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总而言之,政府对城市中社交媒体的有限和适当的干预和管理,响应了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呼声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任何人文宜居的城市发展都不可能完整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