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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环境下新闻评论的风险及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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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着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代发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