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与政治场的互动与博弈—以区域性主流媒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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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场与政治场的互动与博弈—以区域性主流媒体为例 自 教育网
    内容提要:在中国社会,政治场是与区域性主流媒体这一新闻场发生密切联系的执政党、各级党委和相关行政机构及其行动者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新闻场与政治场的关系独特、相互依存。在互动过程中,政治场通过“惯习同构”、嵌入媒体和信息隔离等策略对新闻场进行支配和控制。而新闻场则通常采取资本转化、多元均衡、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创造性遵从等策略,进行新闻场的“自主性”生产。
    关 键 词:区域性主流媒体 政治场 新闻场
    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政治场有时用于指专门的政治机构和行动者,有时用于指政治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全部场域,或者也被称作权力场域,它“发挥着类似元场域( meta - field) 的功能,在所有场域中起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本文把政治场界定为与区域性主流媒体这一新闻场发生密切联系的执政党、各级党委和相关行政机构及其行动者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一般而言,一个区域内的所有党政机关和相关机构及其行动者都应包含在内。
    在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法国社会新闻场中,政治场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影响因素,有关论述远不如分析经济场对新闻场的影响那么深入。但在中国社会,分析新闻场的运作时,政治场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因素。相对于布尔迪厄论述的法国社会的新闻场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的媒介而言,中国生态环境下的新闻场同政治场的关系独特而紧密。本文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研究的视角,试图对中国政治场与新闻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做一个讨论。
    依存与制约: 政治场与新闻场的关系
    “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各项进程,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当今传播媒介作为权力的核心矢量和重要的社会抗争场域的角色越来越难以回避”,所以,大众媒体是最接近政府部门的一个较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这一特性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政治场和新闻场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两者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新闻场受政治场严重制约。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之一是,中国的新闻场“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离开新闻场的政治场是残缺不全的。“媒体是政府贯彻其意志的阵地”,也是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重要力量”。政府通过媒体开展政治文化的传播、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社会化、价值观的推销与舆论的引导等将社会大众纳入政治体系所希望的轨道。对于政治场而言,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权力资本,政治场行动者需要寻求社会的发展、稳定和权力的巩固,新闻场就是政治场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政治权力“通过利用已有技术进行宣传使无意识的听众接受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自己或他们成员最大利益的舆论; 通过越来越高深莫测的推销术,可以假冒对推销员和顾客来说是共同的价值观。”
    在中国社会,区域性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可以说,与新闻场相联系时,政治场所遵循的是一种宣传逻辑,即新闻场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指导工作的政治使命,必须在政治上与执政党保持一致,以正面宣传为主,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政治场靠新闻所传播的大量文化信息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权力的分配过程。政治权力就是作为这种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而存在的,其中心任务便是把各种资本再转换成象征性资本,以便使其自身接受某种看不见的和隐蔽的隶属关系,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由文化传播( 特别是语言) 来实行的。显然,缺少新闻场的“共谋”,政治场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利的执政环境是不可能的。
    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的表现之二是,新闻场从政治场中不断汲取资本,离开政治场的新闻场是“发育不良”的。“信息补贴”是新闻场从政治场中吸取“养分”的通常方式。来自政府的消息和声音一直在新闻传媒的信息中占有相当分量,这方面报道内容也是媒体竞争的焦点。美英学者研究表明,1949 年至 1969 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的提供者中,国内外政府官员占所有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 1979 年至 1980年美国各地六份报纸均以政府官员为主要消息来源,而以行政主管为消息来源的比例最高; 在英国新闻媒介中,社会上层人士或精英分子是新闻的主要消息来源,政府官员及政府发言人借此机会提供观点、界定社会现实,并且制造新闻。
    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政治场内的大量信息给新闻场带来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奥斯卡·甘地通过对新闻制作过程的考察,发现政治场控制新闻场的一个策略就是对企业化运作的媒体单位实施“信息补贴”策略。借助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控制和影响公众议程。而媒体则在这个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降低了新闻生产成本。
    在中国社会,政治场内有价值的与受众密切相关的信息也越来越受到受众的关注。区域性主流媒体以“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角色,在获取党委政府信息资源上具有很大优势。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等信息,都会向党报优先提供。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各部门为了营造舆论氛围,推动工作,也会把自身活动的信息主要提供给主流媒体。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区域性主流媒体还是能比别的媒体得到更早或更详细的信息。
    尽管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在治理社会方面形成“共谋”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事实上政治场从来都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从新中国报纸创立至今,政治场一直存在着对新闻场的控制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控制,这一方面体现在党和政府所建立的党报理念上,即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党管媒体的具体管理系统中。20世纪 20 年代《新青年》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机关刊物,标志着我国最早的党刊产生,当时确定了最早的党报指导理论观点,即党报必须具有指导性,必须具有具体性,最强烈的群众性,设立工农通讯员,建立群众发行网。由此可见,党报诞生之初就具很强的政党性、革命性、宣传性和指导性。延安整风期间确定了我国党报系统的办报理论,即加强党报的党性,要使党报成为纯粹的党的喉舌,发挥最强大的宣传指导作用,同时也要密切联系群众。此理论一直指导着党报工作。
    党管媒体的体制也保证了政治场对新闻场的掌控。党管媒体是我国媒体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媒体领域的表现,也是发挥媒体功能、服务发展大局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媒介管理是以宣传管理为中心的,在方式上往往是直接的。有学者这样概括管理的具体方式: 我国的媒介管理是以宣传管理为中心的,在方式上往往是直接的。主管部门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要活动、重要会议等等,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系统安排和具体要求,以营造迅速形成共识、推进工作的浓厚舆论氛围。管理的具体方式有学者是这样概括的: “党政部门对于新闻场内报道内容的管理与监控通过红头文件、办学习班、报刊审读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电话与传真通知、‘打招呼’等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在中国社会,政治场对新闻场的制约体现在产权、人权、财权等各方面,最终会具体表现在新闻场内的新闻生产上,特别是区域性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上。
    建国之后直至 1978 年我国媒体改革之前,党和政府对于党报的控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新闻场域基本隶属于政治场域,具有明显“他治性”( heteronomy) 而缺乏“自主性”( autonomous)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媒体的逐步转型,对媒介的权力和资源的控制都得以放松,这不仅提供了报纸角色转型的重要动力,而且赋予传媒组织一定的自主权,使之开始向“半自主”新闻场转型。虽然政治场的影响逐步减弱使得新闻场自主性空间不断扩大,但是就党报这类区域性主流媒体而言,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都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新闻事业的引领者,在传媒领域内仍然是与政治场最为一体化的角色。
    控制性沟通: 政治场对新闻场的支配
    政治场采取控制性沟通的策略对新闻场实施影响和支配,具体手段包括“惯习同构”、嵌入媒体和信息隔离等等。
    1.“惯习同构”
    政治场对新闻场施加控制和影响的首要方法是将自己的惯习同化为对方的惯习,两个不同的场域及其惯习形成“同构”关系。场域不是一个“冰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政治场的主要惯习是“自上而下”的实施控制,在这种“惯习”的强大影响下,“宣传模式”成为新闻场的惯习。媒体成为政治场开展自上而下纵向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宣传逻辑指导下,新闻报道必须服从于宣传需要,其一,强调报道的时宜性,淡化时效性,所谓“有些时候是‘新闻’,有些时候是‘旧闻’,有些时候是‘不闻’”。对于新闻事件,是否报道,什么时候报道,并非依据受众的需要,而是依据执政党的工作需要。其二,张扬正面报道,控制负面报道,对于负面事件即使加以报道也往往从正面的角度切入。
    宣传“惯习”的运用在危机事件爆发情况下表现明显。危机事件的特点是事件信息量大且密集; 高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决策时间非常有限; 容易发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 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 可能对社会价值体系构成威胁等。所以,不论是新闻场还是政治场,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都会迅速作出反应。
    对新闻场来说,突发危机事件如灾难、事故等是社会生存环境中的急剧变动,一方面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平静状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危机事件具有极高的传播价值,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能让受众掌握有效有用信息以应对危机中的日常生活,帮助民众和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每遇突发事件,新闻场的行动者不会去区分“坏消息”、“好消息”,而都会力求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性,以最快的速度将最准确的信息传播给受众,这是最典型的新闻场逻辑。
    但是对于政治场而言,从宣传的逻辑出发来考虑,往往会区分出“坏消息”和“好消息”。危机事件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损害管理者在民众中声望和形象的“坏消息”,一般都以行政的手段对新闻场采取控制。在民众获取信息渠道不发达的年代,政治场往往采用封锁消息不予报道的做法,然后寻求危机事件的内部解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能够控制在较小范围。而在网络社会日渐发达,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的年代,政治场内的一些行动者还有采取封锁消息的传统做法,往往造成事件处理更加复杂化,负面影响在区域乃至全国和全球扩散。还有一部分政治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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