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今天中国的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乎所有的事都不重要,重要的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中国当代到底有没有好作品?关于好作品或伟大作品的焦虑,几乎又变成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理由。仿佛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文学的存在都成了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在西方文学的标准下它所显出的渺小,在此一意义下,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种常识。但西方文学已经形成普适性的价值,一切关于伟大作品的认识都来自于西方文学提供的经验,我们的审美经验本身也来自西方古典的和现代文学培育的结果,西方的审美经验仿佛成为我们立足的地球,我们既然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我们怎么可能离开西方文学的经验去创新,去认识这种创新?这就是问题的悖论,就是对不可能性的不自量力的开辟。今天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一样,都需要一种精神和勇气,中国当代文学才能开辟出生存的道路。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就是要在横向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比较中,纵向与中国现代传统的比较中,来看当今中国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经验去开辟自己的道路,由此去审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到底有没有好作品,到底处于何种水准。因为论述的篇幅和视域,这里只选取小说这一文体。
    也因为对这样的一个大问题的论述不能流于从概念到概念推演,在这里选择一个小视角切入,来看当代中国小说在一部分作家那里所采取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文学突破所选取的路径,所具有的艺术品性。例如,这里选取“逃离”作为关键词,从这个视角来透视当下小说创作的微妙而实际深刻的变异。
    我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讨论这一问题,基于理论上对文学的这样的一种推测:作家在文本中设计的某些情节,可能暗示了他对自身文学道路的选择的看法,甚至暗示对这一种文学的道路的看法。
    因此,我尝试用“逃离”这一概念,来看当今中国文学对这一少有涉猎的主题的处理,暗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自觉与另辟蹊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想进一步上升为当代文学抵达的成熟期来认识。这样的成熟期我表述为“晚郁时期”,这就是对阿多诺和赛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这一概念进行的中国化处理。汉语文学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自觉与成熟,这就是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积累、磨砺、沉郁的阶段,到今天正是进入到渐入佳境而发散的时期。
    一、 逃离:西方文学的一个内在经验
    试图用一个概念概括西方现代文学的某种特征无疑是胆大妄为之举,而用“逃离”这种概念或许还让人匪夷所思。但我以为,这个术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某些作家的特征。2004年,加拿大籍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逃离》(RUNAWAY)在英语世界受到好评。2004 年门罗第二次获吉勒奖即是因为这本《逃离》,评委们对此书的赞语是“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这部由八个短篇小说构成的小说集,于2009年在中国出版汉语版,也受到国内作家和读者的重视,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最好的英语小说。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小说讲述一个叫做卡拉的年轻女性想要逃离同居男友,走到半路却又折回家中的故事。这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
    小说的叙述非常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开始的叙述视角就是卡拉的视角,她站在马厩房门的后面,听到汽车声响,想,那是邻居贾米森太太从希腊度假回来了。“但愿那不是她呀。”小说第一段就是如此微妙的心理活动。每个动作,人物所处的位置,人物的心理,都有层次感地一步步展开。
    小说非常讲究构思。首先是时间非常紧凑,其实小说发生的主要时间就是贾米森太太回到家里的一天的时间,在实际时间里,卡拉坐在贾米森太太面前的时间也很有限,大部分的情节细节是在回忆和心理活动中展开的。贾米森先生是个老迈的诗人,刚去世不久,贾米森太太显然是为了摆脱悲痛到希腊一个小村庄度假。她回到家里,使故事的切入具有了动态感。仿佛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这就是小说的开始。而小说中的伏笔都是一点点剥开,那只小羊弗洛拉也逃离了,可是它一直在卡拉的心里。这只小羊在故事中曾经带着雾气出现过,结尾又出现一些头盖骨,表明这只小羊可能早就被秃鹫之类的动物吃掉了,但它的灵魂却还牵绕着卡拉。
    小说对当今西方社会底层穷困青年的表现相当有力,他们在困境中容易滋生出人性恶的一面,但善良如何在这种境遇中与恶抗争,这也是一个生存的难题。小说对底层弱势妇女的表现极其精细而微妙。女性那种心理的脆弱,要反抗家庭,离家出走,渴望真实的生活,却不得不走向困境而无力自拔。这篇小说叙述细腻微妙,构思精巧自然,那种心理刻画,一点点透示出人物的矛盾心境,并且将人物引向困境。尤其是女性无力自拔的心理特征。卡拉想逃离克拉克,但她又欲罢不能,无法决断,犹豫再三,还是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矛盾无法解决,一切源自内心的纠结,这才是问题所在。外部世界的事实全部导向对人物心理感受的刻画,这才使得小说写得精细微妙而自然灵巧,无疑极其出色,令人击节而叹。当然,门罗这部短篇小说集收入的八篇小说篇篇都很精彩,都各有独到之处,都是在这种心理经验中,去表现当今北美社会中,或者说西方世界中,一些处于生活边缘的女性,她们的内心与社会的疏离感,她们顽强的自我意识与命运的抗争,这些疏离和抗争,都极其微妙,富有层次感。
    我们也可以说,这篇讲述“逃离”的故事,主人公最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小说引向更深的心理纠结。“逃离”引出的是更深地切入人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浪漫派小说。自我的经验、内心情感、精巧而自然的构思,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化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小说,在门罗的《逃离》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当然,“逃离”只是一个凸显出来的修辞性的概括,逃离出去,却是更深地回到内心,表现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就是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形成的美学倾向。那些没有表现“逃离”主题或行为的作品,也可以说其根基就是立足于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有着不同的方式反叛和挑战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但其思想文化与审美的根基还是在浪漫主义的源流中。
    二、 逃离:哲学的与文化根基的解释
    很显然,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我们都是把现代以来的文学划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划分本身是现代性的思考框架在起作用,即它们是递进的,替代式的,在后的主义比前此的要更为先进。在1980年代,人们欢呼后现代时代的到来,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要远远大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伊哈布·哈桑等人就持这种看法。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现代性问题成为学术界的核心概念,从现代性角度看问题,显然历史时段要长得多,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划界也无法那么截然。在“现代性”这一概念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核心概念之后,现代的长时段参照系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现代性的过程,是否有一种延续下去的思想文化和审美方式?显然,当现代性作为一项历史进程,它在理论上包括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思想文化构成其根基?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浪漫主义就是这样的根基。以赛亚·伯林认为:“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根源》)如果说,浪漫主义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影响如此深远,那么,由此推论,西方现代小说的审美意识建立于此基础上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以赛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述相当复杂,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起源于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叛,它既是来自启蒙理性主义内部的批判,也是外部的反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内与外就看如何界定,这样的浪漫主义思想源头来自十八世纪的德国。与我们习惯把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人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同,在西方的主流哲学思想史论述中,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被称之为浪漫主义哲学。与这些西方思想史上主流的哲学相比,另一拨被思想史遮蔽的那一群人:维柯、哈曼、赫尔德、迈斯特等人,乃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发动者。伯林乐于把这些人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挑战,看成是浪漫主义兴起的思想资源,而且他们的影响是内在而深远的,尤其影响到现代审美浪潮的走向。
    很显然,本文并不想去分辨伯林哲学思想的复杂线索,而是就伯林试图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论述展开的依据。启蒙现代性并不是理性主义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相反,反理性主义思潮一直伴随其左右,这股不仅只是在哲学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和美学(文学艺术)上被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思潮,其实是在现代性中开辟出的另一现代倾向。由此出现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的区分,前者虽然说也不能脱离后者为根基,但却是要在后者的基地上撕裂开一个口子脱序而去。
    伯林的意思虽然未最后道明,但他如此强调浪漫主义的批判性思想和情感表达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是说,整个浪漫主义之后的人类情感表达方式都受到此种思潮的影响。这一观点显然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很有帮助。也就是说,西方自十八世纪进入现代以来,审美的现代性在反启蒙理性的思想驱动下,建立起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形成了浪漫主义式的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去理解中国现代以及当代的文学艺术走过的历程至关重要,如果说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是在浪漫主义根基上生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就要追问,我们的现代文学艺术是否也有一场影响如此深远广泛的浪漫主义运动?如果没有,那么,也要追问何以我们没有形成这样的运动?没有形成这样的运动,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要去回答更为原初的问题:审美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适性?作为多元论者的伯林颇为欣赏赫尔德关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观点。赫尔德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对比的文化。属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这些摸不着又剪不断的纽带,同它的成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和饮食、安全、生儿育女一样自然的需要。一个民族能够理解和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只能是因为它了解它自身的制度对它有多大的意义。既然文学艺术必然要深植于民族的内心生活,必然要与它的独特语言和文化习惯联系在一起,那么各自都有其独特性,可能难以用普适性的标准将其放在一起比个高下。
    如果从浪漫主义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小说不管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还是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可以看到回到内心去发掘个人自我情感的共同特征。这倒是从另一侧面证实了伯林所说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十八世纪以后、直至今天的西方认识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依然回到西方关于“逃离”的文学经验中去,以求能深化对此一问题的认识。
    “逃离”本来是向外部世界出发,离开某个自己原来的处所;但在小说叙事中,逃离在向外部世界移动和活动的过程中,却总是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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