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
人们在评价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时,有两种基本的做法,或者将其置入她所属的民族的历史,或者使她超越于民族之上的文学的历史。拙文《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认为,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藏族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革新文学观念,发展民族文学,并通过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根据近10年来藏族作家汉语书写的现实和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现状,将其放置在当代藏旗汉语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考量,笔者认为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当代发展之后经历了3次转型。
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及其政治启蒙旨归
藏族当代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当代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这一时期跨越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历史上最激情、最动荡的岁月,藏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情感倾向等方面完全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达。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和平解放到1970年代末,二是1980年代的前5年。马丽华在盘点当代西藏文学时,从这一时期文学的实际考察,曾说过“很像是内地五四以来特别是延安时代以来的带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传统在西藏的延伸,与新中国文学同步,但对西藏文学来说,无论从文体方面,从意识形态、思想感情、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等各方面,都是一种全面的本质性的脱胎换骨”。马丽华对当时西藏文学特点的概括和总结,也切合这一时期藏族文学的特点。我们把这种转型姑且名之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启蒙。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对全国各民族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在这样的政治启蒙中,文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尤其是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有力的抒情工具。就连出生于贵族家庭的擦珠·阿旺洛桑老人,在解放后不仅投入建设新西藏的热潮中,并且用他饱蘸激情的笔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歌颂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在诗歌里深情地抒发“莫忘毛主席的教导/莫忘了解放军的英明/莫忘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莫忘了民族内部要团结紧……要当家做主/赶快建设祖国的新西藏”(《金桥玉带》)。那些出身贫苦的农奴更是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给予热情的礼赞,如生于青海海东贫苦藏族家庭的诗人伊丹才让,其诗作几乎都是歌颂新社会,歌唱新生活的,特别是他的《党啊,我的阿妈》,揭露旧社会的悲惨生活,赞扬党的光辉比阿妈的爱更深广。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丹真贡布等新中国第一批年轻的藏族诗人及其诗作,充满了对于新生政权的由衷礼赞,犹如献给新生民族的一束束鲜花,客观上起到了对藏族民众政治启蒙的作用。
这个时期,除诗歌外,藏族文学的主要成绩在于对民间文学诸如民歌、情歌、酒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的搜集整理和记录。这个时期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从力度和强度上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藏族民间文学第一次全方位立体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富有价值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是对昔日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农奴的政治平反。
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也拉开了帷幕。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的积淀,到了1980年代前5年,藏族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作家,先后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最早出版长篇小说的是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他的《格桑梅朵》成为藏族长篇小说的首创(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紧随其后的是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这两位作家又先后出版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迷茫的大地》。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1981年创作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小说《清晨》(中篇),多杰才旦创作了《又一个早晨》(1985年),班觉创作了《松耳石》(1985年)。扎西达娃、尕藏才旦等年轻的藏族作家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批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抒情和宏大叙事的特点,其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情感倾向等和藏族传统文学有着鲜明清晰的界限,如人物从厌世、出世到入世,主题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到控诉与礼赞,题材从关注高僧大德到关注底层百姓,情感倾向从对至高无上的神佛的敬畏膜拜到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文学的功能从宗教宣传到民族政策宣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胜利,是广大藏族民众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思想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这一批作家和作品无疑是汉语文学传统的延续,是汉语文学传统和建国17年文学模式对当代藏族汉语作家影响的结果。《格桑梅朵》中,边巴从一个农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的复杂经历是边巴政治上觉醒和成熟的隐喻表达,这样的叙述策略也和作者降边嘉措自身政治上的成长分不开。作者本身的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修养,因此得以在创作中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处理题材和刻画人物。这一时期,在作为主导意图的政治启蒙之外,藏族作家的族性意识相对模糊,诗人伊丹才让的《鼓乐》(1982年)写道:“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子子孙孙的心扉!”。他所吟唱的《母亲心授的歌》(1981年),将家乡镶嵌在祖国的怀抱中,雪域高原、宽广的草原,就是母亲本身:“雪山挺起水晶的身躯呵/为我铺设金光闪耀的征程/母亲唱起祝福的歌儿呵/为我雕塑终生附体的灵魂。”这—。时期的藏族汉语文学由于对他性经验的趋同而遮蔽了自性意识的体验和表达。
尽管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马丽华评价西藏文学时所言,如果“放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平衡,如果同文学名着多,水平高,影响大的兄弟民族相比,要追上去,还需要藏族作家付出艰巨的劳动。如果就藏族当代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来看”,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今后还是任重道远的。如果想较好地满足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对藏族当代文学的高标准的要求,写出传世之作,还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有可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评价同样切合藏族文学的实际。
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及其文学启蒙旨归
20世纪80年代中期,藏族文化的现实发展需要与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文化迫力,使得藏族汉语创作者处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定位与价值重构的焦虑之中,在中国文坛“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着力于对本族群的文化回归与推动上。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自觉保持与政治意识形态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坚守民族族性文化传统,既保留作家个体的价值取向,又回归族群主体的立场,深入挖掘族性文化之根与信仰追求,用富有族群色彩的叙事与抒情来寻求族群个性的文学表达,从而开始了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这是一次从政治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型。这次转型主要表现在文学根本观念的转型,意味着藏族汉语书写者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文学,以新的范型来重新审视以往时代的文学矿藏,表现出不同于藏族传统文学和17年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深远浑厚的民族精神。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色波的小说创作逐渐摈弃了叙事文学传统中讲求故事的逼真性、完整性等美学追求而悄然转向,小说倾心于讲述本质性的东西,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对事件起因与故事结局、人物命运等的考察。这一新的小说美学价值追求全面取代了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诉求,具有鲜明的文学启蒙意识。由于青少年时代接受汉文化教育,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虽然不会用藏语写作,却成为当代藏族文学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也成为高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与内地汉语写作相比,他们的汉文写作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读者在他们的汉语小说里依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特色。在《骚动的香巴拉》等一系列作品里,扎西达娃把过去和现在、唤醒和解释并置在同一文本中,在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化乖离产生的张力和空间里,通过脚注、解释、附言来填补这些空间,汉语不再是单纯的汉语,它成了理解藏语的参照。色波的小说在作品的精神意义层面和艺术技巧表现上独树一帜,他拒绝为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族群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因子,深入挖掘本民族有关巫术、神话、传说、宗教等资源,充分运用荒诞、夸张、变形、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法,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构建了一个个似幻非幻的艺术世界,为我们揭示了藏族现世矛盾困惑的文明冲突和众生百态的生存真相,还原了西藏的本来面目。色波作品神秘莫测的色彩,虚幻迷离的气氛自不待言,在他的笔下,在表现西藏(藏族)现代人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性思考。扎西达娃、色波等人的小说美学追求,在文学形式、文学形象、文学意蕴等层面上使文学回归文学。
在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藏族汉语书写者不断强化自己的族性意识,获得了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鲜明的主体意识。阿来面对自然山川的豪情,唤醒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本土的意识和意气风发的自我意识,把个体在空间中的旅程变成了在历史、文化中的徜徉。《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不仅是草原为诗人独自举行的成年仪式,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用心灵丈量藏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之旅。
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文学手段的革新丰富,也是藏族文学精英、文化精英运用文学对族群存在状态独具特色的审美阐释,在理性层面上深刻反思文明带给族人的福祉与文明对民族原生态文化和存在的遮蔽,在历史、文化与哲学的制高点上,呈现高原民族整体的存在境况,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经由文学认识了藏族文化和藏人充满自然、质朴的生态现实,是新旧文明和文化冲突中藏人生存命运的艺术化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藏族汉语书写者赋予文学的审美担当,为当代藏族(西藏)汉语文学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印证了西方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名言:“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整体的观察站。”
三、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及其文化启蒙旨归
当代藏族文学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露出端倪,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1990年代以来,藏族汉语文学观念呈现出多元和流变的特点,表现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存及两者的冲突、融合。在整个1990年代里,藏族汉语文学创作中既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东西,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惟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惟一的科学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在1990年代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以及藏区的开放等事件和潮流中,藏族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对本民族族性文化的思索和展演的角色,尤其是小说创作。无论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阿来的《尘埃落定》还是梅卓的《太阳部落》,作家们除了对藏族生活中蕴藏着的丰富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持了古老的激情外,发生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区的独具民族风情的动人故事,也展现了一道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开掘了深厚的藏族文化沉积,表现了汉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以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颇具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