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汉语文学资源与精神
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得新疆文学具备了不同于内地文学的气息和风格。这些创作是新疆建立自身文化景观、融入当代文学的价值所在。新世纪的新疆文学语境面对更为艰难的处境,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形态与奇观化异域风情期待的复现和迎合也许本身就是令人困扰的内在因素。在内地文学整体疲软的态势下,新疆文学面对的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还是一次难得的契机、或是一次贸然而唐突的冲撞,无法轻易决断。
一、新时期后的新疆汉语文学概观
新时期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实现,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升,各族人民间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和谐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些都使新疆文学呈现出整体上的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和气息。20世纪50、60年代,新疆文学以诗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和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表现农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取得创作实绩。这些创作以铸造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表现国家解放和“人”的解放为主要内容,书写解放后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周非的《多浪河边》。尼米希依提、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崭露头角。这些创作开始初步描绘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加上多种文化形态交融下自由洒脱、慷慨放达的情感表达,使新疆文学显现出不同于内地文学的色彩。新时期新疆文学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以弘扬个体“主体性”和人道主义思潮为主要标志,开始重新确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自我”寻找成为文学的时代潮流,一个鲜明的“自我”形象在诗歌中明确地被提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1]在“自我”之上的是“怀疑”与“寻找”———怀疑成为自我生命的血液、寻找成为自我存在的命运———这是主体意识最初的复苏与觉醒。90年代,社会的转型带来文学的变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在市场的操纵下,文学在表面丰富中片面地发展为一种平面化、形象化和表演化的大众化文学。它将个性和自由兑换成市场通用的交换物———货币,市场原则压倒了人文关怀,在片面的感性解放中包含自我精神的失落和主体意识的失落。“当时间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仿佛在一夜之间忽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文学危机’的呼声此伏彼起,颇让人惶惑不安。”[2]
在此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新时期新疆汉语文学也经历了这样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将各民族的个体生活状况和现实精神作为关注点,广泛表现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普通人的人生命运、生存状态,投射出所在社会的历史变迁,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洒脱慷慨之气。这些创作将独特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氛围、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各民族习俗、精神、性格和文化传统作为建立自身文学价值的定位思考,体现出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艺术追求。90年代,面对文学的时代困境,新疆文学明智地向内转,专注于边疆地区特异性的描写———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奇特神秘的人文风情以及由此激发的对自然、生命、社会的重新思考,凸显多元文化的异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学失范的惶恐,成为新疆文学拒绝文学颓势的良性转向。这些创作使90年代新疆汉语文学充满了诗性的浪漫和文化上的“异乡”情调,新疆文学的独立地位开始确立,一些优秀作家被不断发现和肯定。新疆学者夏冠洲将新疆汉语文学作家群归纳为“由新疆起步的”、“在新疆长期留驻的”和“来新疆作短期旅游访问的”三类进行概观性综述[3],较全面地总结了新时期新疆汉语文学创作的成绩。在新时期众多的汉语作家中,周涛、红柯、沈苇、刘亮程、董立勃无疑是其中获得广泛肯定和喜爱的代表,他们这个时期的创作较好地体现了新疆汉语文学的风貌和特色。
周涛将强烈的生命激情寄寓在哈萨克族牧人理想的生命存在范式中,表达对昂扬向上、自由奔放的生命意识的颂扬和追求;沈苇通过对中亚丰富的诗歌传统和音乐、舞蹈等艺术瑰宝的理解和感悟,发现西域文明的深邃与丰富;红柯在对西域大美的反复书写中,颂扬生命所保持的尊严和高贵,藐视当下现代人生命力的委顿与灵魂的苍白;刘亮程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人与天地的物我同一、生命在日起日落风霜雨雪间自然流淌的内在思考和生命哲思朴素表达,既不乏中国古代哲学的流风遗韵,更有在凡世纷扰喧哗世情中的诗情守望;董立勃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战士的生活作为创作方向开始其屯垦小说的创作,《白豆》、《米香》、《静静的下野地》等系列小说体现了高度集约化组织形式中个体意志的艰难和集体主义原则下的专制思想与服从意识,对心灵的麻木和精神的奴性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这些作家创作倾向各有不同,但共性在于用“异质”的气息建立各自的身份,体现文学韧性的新疆气质———周涛被称为“半个胡儿”[4];沈苇自言前身是个“胡商”、“骆驼客”、“丝路驿站上的一个邮差”[5];红柯在新疆“黑茬茬的胡子长起来了,头发开始曲卷,我常常被误认为哈萨克人,嗓音沙哑,新疆男子都是这种大漠喉音……收拾后的模样还是个半胡半汉”[6];刘亮成、董立勃虽未认可自身的胡人身份,但文笔间的新疆神韵无法掩盖。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在用一种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特异姿态和叙事策略构建着作为边地和多元文化载体的新疆文学的艺术生机和活力。从初期就已开始着力描绘的风情特征———辽阔无边的草原、气度非凡的天山、一望无际的戈壁、瓜果飘香的驿道在新时期再次成为新疆文学的代名词,同时经过作家个体生命感受和浓郁时代气息的加工,已从无知无觉的半原始状态走向具有生命高贵与尊严的自在;另一方面新疆文学愈加鲜明的本体意识让多民族文学景观发生变化,民族“同一性”的强调开始走向肯定民族“差异性”的动态发展。这种“异质性”追逐使新疆的现实存在与现代化或现代性在文学中构成某种对立———对文学的传统的田园牧歌式情调的追求、对无法再重复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浪漫怀想、对民族风情风俗的浓墨重彩的铺染,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不同步。然而正是这种不同步成就了“新疆”的文学。新疆成为了不同文化观念的载体,被寄寓不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学观念,并与地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了与之相关的特异性精神意蕴和人文气息。与此同时,创作中的刻意性也无形中迎合了主流文化的审美情趣和对边疆的“格式化”想象。
二、对地域性和民族化的质疑
不管新疆汉语文学曾有何等的丰富意蕴和时代意义,而今仅从世界性和整体性视角审视就会产生一个潜在的疑问:新世纪后新疆汉语文学的文学精神是否已跨越自身局限和视野、跨越地域性和民族化束缚而获得人类性眼光和时代性气质?客观地说,新疆汉语文学一直没有得到比肩于一流文学的广泛肯定,原因有很多,但笔者以为其中根本内因还是源自对“地域性”和“民族化”要素的固守和缺乏突破自身的勇气。随着当代文学遭遇创作上的瓶颈,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迫使文学急于突破原有的倾向和范式。对文学的民族化、地域性“特色”的不断挖掘和有意夸大不失为一次改善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大胆尝试,这也是新疆文学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根结所在。可惜表象的热闹并不能积极促成新疆文学引领文学走向新生,也不能带领新疆文学获得整体架构中的优先地位,当前的新疆文学创作还在缓慢踯躅着。然而长期以来有意无意的对多民族文化形态和神秘地域特征的强调,使文学的边缘化和他者化被一步步地强化,最终建构和塑造出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新疆———文学不能真实地接近时代、接近生活,刻意的对期待想象的迎合遮蔽和掩盖了那些具有全局性和人类性精神要素的认识和表达。由于不能从“人类”的视野和“整体”的平台看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意义,作家创作的灵感和选择受到极大限制,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和视野层面也同时被束缚。文学如果不能以更广阔的视域打开新的文学主体精神和价值观念、不能突破既有的制约因素和想当然的“新疆神秘特色”强调,就无法获得化解思维定势的动力,无法打破既有的创作模式。
自新疆文学被列入“西部文学”范畴并成为具有实绩力量的一部分起,“地域”色彩就被浓墨重彩地强调和宣扬。新疆身处祖国的西北边陲,拥有迥异于中东部地区的地域风貌和特征,40多个民族持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相互间的文化交融在不间断的进行,这些都是新疆文学不可穷尽的文学资源,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疆文学从一开始就在“他者”的心理期许和注视下进行着。不幸的是,这种敏感的觉察转而变成一种有意的的心理迎合,使文学的精神意蕴和价值意义建构陷入了一个人为划定的先入为主的框架:地域上的边缘化———神秘感的空间所在;文化上的异域化———神秘感的心理所在。在这个参照系面前,新疆当代文学之“新”一直被作为在时间上不同于“现代”、在空间上不同于“内地”的“特例”来强调,其文学精神意蕴和文化特质同样被作为“特例”来寻求。在强调它的神秘色彩和文学精神的“异域”内涵时,实际上把这种“新奇”视为无根的、没有延续性的“全新”的创造,而非对旧的超越后的历史承继。这在客观上人为割断了当前新疆文学与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反映关系,同时也割断了它与新的时代气氛和先进的社会风貌积淀形成的人性意蕴间的精神联系。当我们强调当下新疆文学的精神蕴涵时,又在用所谓的“新疆特色”的强调来显示其独异性———这种独异大半被理解为单面的民族化、奇异的地域性和固守的时代性,无法辩证地认识到新疆当下生活的现代性和精神面貌的普遍性。特异性被反复强调,属于人类和时代的同一性被无意地淹没。两种参照在表层似有“联系”、深层实际“孤立”的思维和研究“结构”中割断新疆与现代、与先进间的现实关系,成为一种隔绝的“异在”,艺术精神要素和价值的估定也常与“异在”的被突出和被强化相联系。强化文学的特定性、强调文学与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时代内容”的对应性、强化文学在历时性中的回顾性,忽视文学意蕴中的相通性、共同性和稳定性因素,在客观上拒绝新疆文学可以展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时代性因素。对立面的比照和差异性的寻觅成为研究视域的焦点,文学的共同性、相通点的探究被忽略。地域性、民族化要素成为新疆文学天然的身份标识。需要肯定的是,文学需要“存异”也需要“求同”,“差异”只是文学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一个面,另一个面是“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在与时代的主体性蕴涵方面文学与之的相通性。
当“异质”成为内地人们从个人角度观照和“凝视”新疆的标准时,就会出现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和个体因素制约所带来的偏见和局限:或基于新疆的地域想象而追求文学中的粗犷放达之美,周涛的胡人之气让他们看到新边塞诗的强悍;或基于“视角优势”而更多地关注原始、野性的生活,从而不自觉地放弃新疆与时代密切联系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将新疆文学主体部分理解为民族化、地域性风貌而缺乏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文学。这种有意无意对新疆当代文学精神的“模式化”阐释,影响了新疆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观念:只有那些游离于现代社会中心的“边缘”才能获得认可,才能体现新疆风貌,作家“边缘化”的价值倾向和精神色彩才能体现更多的新疆气息。地域性和民族化是无法超越的,但是厚重的历史和现代的今天更无法轻易超越。新疆文学如果到了新世纪还固守于特异性表相,沉迷于吟唱粗犷、豪放、野性的美,就无法把触角深入到新疆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中,更无法深入到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不能给心理历史和文化历史做真实的和全景的描述。这种拒绝认同自身所处的现状和与时俱进的能力、用简单的艺术思维和处理方法进行他者化塑造的趋势必然产生强大的后坐力,使文学拘囿于一角难有大发展。在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新疆文学固守地域性和民族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现代神话。新疆文学缺少的不是题材内容,而是一种主动的感性批判精神,一种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驾驭掌握对象现实的主体精神。没有主动的感性批判精神和左右对象的主体精神,在面临这个特定时代日益复杂的现实情状变化时,文学就会在更大的迷乱中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