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汉语文学的奉献

沈从文对汉语文学的奉献     一提起沈从文,就必然联想到他所创造的神奇、独特的“湘西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逐渐松绑,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世界”被研究者重新发现,并给予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和理解。其中也有不少研究涉及沈从文文学语言的研究,但大多附丽于沈从文创作思想及价值的评述;少数几篇专门研究沈从文语言的论文也限于传统的风格描述。目前还没有研究者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全面揭示沈从文“湘西世界”与湘西方言之间的深刻联系。本文试图在甄别沈从文的语言面貌及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疏理沈从文探求语言自我,确立语言形象的历程,并试图从现代汉语文学建构的高度重估沈从文文学的价值。
    一、几个概念的引入
    语言面貌指的是一个人自然的语言状态及外在表现。一个人的语言面貌最显在是其语音,其次是词汇和语法。“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难改,乡土难离,乡情难舍,往往是相互联结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形形色色、差异极大的方言承载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对人生、社会、文化最初的印象、经验、感受,从而造成人们语言感情上的归依和偏好。这种对母语方言的感情偏好正向累积的结果,就导致一种情感上语言根性的缔结,并往往以对母语方言坚守的立场形式外显。语言自我是借鉴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1895年,着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建立了着名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构成理论。弗氏认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表层。它是现实化了的本能。比如婴儿最初只有“本我”。但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懂得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顺利地满足“本我”的要求,于是形成了“自我”。弗氏理论被视人对自身认识深化的一个质的飞跃,对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也包括文学等诸多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形式和载体,也是文学的内容和本体。所谓“语言自我”,指的是创作主体在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基础上确立的独有的,能够准确地表达自我真实心灵世界的艺术语言体系。它是创作主体对自身自然语言状态自觉整合、改造等“现实化”的结果。“语言形象”(imageoflanguage)是前苏联批评家巴赫金(M.Bakhtin)讨论艺术话语、主要是小说话语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他倡导的“社会文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认为,
    “作为一种文类,小说的特征并非人物形象本身,而正是语言形象”。[1](P336)换言之,小说人物形象是由语言形象构成的,并且与语言形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不是人物形象而是语言形象才是小说最直接现实。巴赫金所谓“语言形象”,指的是创造艺术形象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巴赫金指出:“小说文体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种种语言和文体的具体形象;这些形象的组织;它们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形态;小说整体中的种种语言形象的聚合;种种语言和声音的转换和移置;语言形象的对话关系。”[1](P50)可见,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涉及小说中具体而多样的语言组织、形态、声音和对话诸多关系和方面。借鉴巴赫金的理论,本文所谓“语言形象”指的是创作主体语言自我通过艺术加工而在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特征和独特风貌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是文学艺术形象的基本组成部分。语言自我以一种内在的形式存在,而语言形象则为自我的外显,两者如同一枚铜钱的正反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能否坚守自身的语言根性,提升改造自然状态语言面貌,确立真实的高度艺术体系化的语言自我,并通过文本中独特的语言形象,传达别样的生活图景———即心灵对所生存世界的独有的文学想象,是判断一位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
    二、“乡下人”身份认同和语言根性的坚守
    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真实的语言面貌是怎样的呢?一部由沈晚年重要的工作助手王亚蓉女士主编的《沈从文晚年口述》给予我们以答案。随书所附光盘清晰地记录了沈先生晚年五段宝贵的演讲和对话,也为我们研究沈先生的语言面貌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正如该书特约编辑王瑞智所言,通过仔细聆听光盘录音,可见“沈先生口音较杂,湘西的根,黔滇的本,也有北京话甚至山东话的残枝枯叶”。[2](P267)《沈从文晚年口述》书中材料,特别是沈先生自己的话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1980年6月接受金介甫采访时,沈先生说:“我这些话不三不四的,我自己还不觉得。但录音以后,完全是四川话。她(王亚蓉)是北京长大的,所以普通话标准;她(沈夫人)安徽人,上海长大的。我这人不灵,到北京半个世纪了,还讲不好普通话。”[2]1981年4月11日,在参加湖南省文联组织的座谈会上,沈先生又说:“我北京话不会说,我前后到了北京大约有六十年,快六十年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北京人听不懂我说的话,可能是长沙的同志,都还不大听得懂。还是老湘西话,这是根本上弱点。”[2](P82)古人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吟咏的就是那份对“乡音”的不改记忆。可见,尽管沈从文年少就离家北上京城,但六十余年后依然乡情未改,语言面貌“湘西的根”始终未变确是事实。换言之,湘西方言,就是沈从文终生未易的语言本根。根据方言学家的区域划分,可知沈从文话的母语方言———湘西凤凰话属于西南官话。从语言亲属关系上看,的确与四川话十分接近,而与湘东地域的湘方言差异很大。那么,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会终生固守被人蔑称为“蛮音”的湘西方言呢?沈从文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的基本语言面貌。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镇,即今天的湘西凤凰县。如同现代诸多文学家一样,沈从文也是从母亲那里受到了最早的教育。母亲教会沈从文认字,给他讲述大量当地民间传说和野史逸闻,其中有些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故事。沈四岁开始读书,大约六岁上私塾,朗读、背诵《诗经》和《孟子》等,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但沈不在意正规的书本学习,“逃学”是其必然的功课。“逃学”之后,沈学会从一本“小书”读一本人生的“大书”:“不光是看戏。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初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日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3]自然山水间的各种声音都能强烈地刺激他:“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刺进它喉中的叹息的声音,藏在田膛上穴中大黄喉蛇的呜声,黑暗中鱼在水里没刺的声音,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中,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4]种种记录童年的文字表明:沈从文童年是“较美丽的生活”,一种开放的略带点野性的启蒙教育,使街头、田野、河边等成为沈最好的老师。湘西凤凰口语———一种与自然亲近,以汉语西南官话为基础,参杂一定苗语词汇的边地方言①,塑造了沈从文最早的语言底色。
    种种语言事实表明,童年少年是一个人生命的初步,关于童年少年的世界原初感受往往成为一个人最深远最幽美的记忆,而母语方言恰恰就是承载这一“记忆”的符号,是曾经熟悉的那块土地的“声音”。沈从文虽然长期生活在古都北京,并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和昆明留下足迹,1981年还应邀出访美国,但无论京白沪腔,还是齐音滇韵,均没有改变其语言“湘西的根”;他也试图学习外语,但也最终不了了之。对于湘西,沈从文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深情。1981年4月8日,沈从文回湖南,在湖南省博物馆发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年了,可是我的情感,我的兴趣,多半还是集中在家乡的一切”[2](P3)在《从文自我评述》中,他说:“我人来城市五、六十年了,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杨义指出:“在现代作家中,恋乡梦如沈从文沉酣者,是屈指可数的”[5](P625)。可见,沈从文的思乡、恋乡情结与那份对母语方言的坚守之情是始终血①沈童年生活的镇城如同苗族海洋包围着的汉族孤岛,苗族文化特别是语言必然影响城内汉人,沈在接受金介甫的采访时承认自己会简单的苗语,沈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民歌成分就夹杂了一些苗语词汇。肉相连、声息相通。
    虽然教育背景促成沈从文在自然语言面貌上始终保守了那份语言根性,但自然的语言面貌与文学上语言立场在不少作家身上是分裂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从沈从文的文学语言立场审视一番。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上世纪30年代初刚刚确立自己文坛地位的沈从文一再在各种场合、各种文字中重复一个词:“乡下人”,最为典型的是下面这段话:“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6](P356)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究竟城市中的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离城市而近乡村?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误解时说过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这一问题。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于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6](P357)在沈从文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社会,城市人是身心疲惫感观麻木的人,这一切与生机勃勃的湘西乡土世界以及雄强、健康、富于活力的“乡下人”形成鲜明的对比!70多年前,苏雪林就指出,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青年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对沈从文而言,这种“文字的力量”,不会来源于陈腐的文言,也不会来源于苍白的白话,而只会来源于生机勃勃的湘西方言,因为“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在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找寻最后归宿的答案:沈从文是从“乡下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和衡量“都市世界”人性沦落的现象;并试图以“乡下人”为主体,重建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立场选择与身份认同。
    自觉定位“乡下人”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感情上亲近和认同“乡下人”的语言即湘西方言,使沈从文能够60余年语言面貌上坚守“湘西的根”;更为重要的是,源于自觉的“乡下人”文化身份认同,沈从文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叙述者和歌颂者,而且在文学“湘西世界”的打造中湘西方言成为其重要的话语资源。这样,文化身份认同和语言身份认同达到一致。当然,对于“乡下人”沈从文来说,从语言面貌湘西根性的坚守,到文学艺术意义上语言自我的确立,并最终在独特“湘西世界”中展现别样的语言形象,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三、湘西世界的最初描绘和语言自我的执着探求
    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上世纪20年代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早期。1922年夏天,怀着与鲁迅当年留学日本“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民”相似的目的,沈从文抵达北京,从此步入文坛。沈进入文坛之初,正是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涨期,也是现代汉语文学的草创期。当时的北京,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高潮,文学社团林立,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成长,各种外国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年轻的“学生”沈从文面临学习、面临选择。沈从文来北京的初级目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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