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汉语文学批判

多元化汉语文学批判     近年来,“全球化”(包括“地球村”)与“多元化”(包括“本土化”)、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主导文化与通俗文化等问题,似乎成了汉语文学理论界(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学批评状况)的主要论域。围绕着这些论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对它们的反拨,诸如关于“中华性”的理论构想,关于重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张,以及对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现代性”的呼唤与拥抱。①实际上,这些论域所涉及到的问题之多,问题之重要,问题之复杂,远非一两篇文章所能言说清楚。在我看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论域中,可以寻找到汉语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真正困惑,以及探寻出路的基本路向。本文无意具体讨论这些论域,而试图就它们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上的迷误,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探讨汉语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主旨并不试图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而在于对理论现状的剖析和批判。在我看来,这也许比那些向壁虚构的“理论”建构要切合实际一些。我之所以使用“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这样一个题目,是认为它可以较好地把上述似乎分隔的论域集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可以揭示出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一在上述论域中,“全球化”与“多元化”是世纪之交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仅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中)。然而,当我们在操着这两个时髦的外来词语进行言说的时候,大概很少想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这两个词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无论它们的含义是指什么,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尤其是与当今中国特殊的语境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相符。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进程似乎坚信不移,甚至欢呼雀跃。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种乐观姿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误解:把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似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将全面趋同,而这种全球一体化是我们最终的走向和归宿。从文化方面来说,他们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一体化或者西化。在这种乐观态度的背后,我们实际上可以隐约发现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路向。其实,这种态度,不仅误解了“全球化”的含义,而且也夸大了“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很容易使我们产生理论方向上的错觉和迷误,使我们把复杂的文化和文学批评问题简单化。不错,“全球化”的确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的一种进程;但它主要还是一种经济方面的进程,其含义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绝不能把它的含义任意扩大。“所谓‘全球化’,意指一批金融精英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务业价格指数的升扬,使财富再度由本来就贫困的非西方国家流向本来就已经十分富裕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秩序,使国与国的界线名存实亡,劳动力和收入都由世界性的巨头所控制。”②在我看来,对“全球化”的这种理解虽然不能说十分准确,但是基本上符合实际,它突出了“全球化”的经济实质。多年来致力于思考和研究现代化、全球化与地方知识的普世化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强调说:全球化并非同质化,也未必是一体化。固然,西化、西方化和当前的全球化都以动力横决天下,因此都具有冲破界域和打开网罗的潜能……科技、信息、金融、贸易等全球化的趋向更是来势凶猛。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差异。水涨船高的比喻(一种乐观的预言)不能掩饰贫富不均的距离在各层次(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急速增大的现实。差别的导致异化、分离和歧视,使得地球村更多元多样,更分崩解析。③杜先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认真反思“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我们把“全球化”定位于经济领域时,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就不仅仅在于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④更在于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对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有什么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恐怕至今还少有人全面研究过。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经济方面的“全球化”是否也必定意味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全球化”或者已经“全球化”?或者说,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被“全球化”?显然,对这样的问题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解答,都不是负责的态度。但是,对文化和文学研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当承认,“全球化”的确是我们在思考和研究文化与文学问题时的一个大背景。这样一个背景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促使我们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情况下来反思经济与文化、文学、文学批评的关系,而绝不能以一种幻觉来代替现实。在另一方面,“多元化”也是人们热衷于提及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除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外,也常有文化方面的含义。
    几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被引进中国,似乎成了“多元化”言说的主要理论来源⑤。但是仔细考察,暂且不论“文明冲突”论与“多元化”的言说之间在实质上的差异,仅就文化上的“多元论”而言,理应有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另一个则是汉语文化圈内部的“多元”。区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极为重要;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真研究“多元”的真实状况。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学者在谈到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时,其实心目中想到的往往是中国与“西方”⑥这两个“元”,很少研究除“西方”之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回顾多年来的汉语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我们何曾深入研究过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同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之间的“多元”与“对话”?我们何曾深入研究过世界上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心中就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而少有其他民族和国家?我们的学者动辄援引的是亚理斯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索绪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等等,对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理论则视而不见。其实,这种状况远非始于今日。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实际上可以发现这种状况源于近代以来时隐时现的中、西之争,以及从未断绝并交替出现的“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尽管学者们现在大都回避这一问题,但在中、西之间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始终是汉语学术界摆脱不了的“情绪”。这应当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现状,即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视域基本上只局限于中国与西方这两个“元”。倘若我们再仔细考察,把视域固定在中、西之间,一方面隐约折射出的是一种“天朝大国”心态或者是对本土传统的鄙薄,另一方面隐约折射出的则是经济决定论的简单思维定势。⑦
    在汉语文化圈的层面上,由于话语权力的位移、知识分子角色的转移、商品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击、各种现代媒介的控制与操纵,倒是呈现了一种“多元”的局面,仿佛形成了一个失去“中心”的失重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所谓“人文精神”的呼唤,对回归传统“寻根”的焦虑,都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失重状态的回应。也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历史转型期必然出现的情形,或者称之为“杂语共生”。通过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现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多元”的真实情景,比如纯文学、先锋文学、武侠小说、历史小说、网络文学、市井小说、言情小说、犯罪小说,甚至还有所谓“美女文学”等等,构成了“多元”的典型表征。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共同趋势便是价值取向的失范,即我们到底以什么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支撑,似乎已经丧失了准的。无论我们对这种“多元”或“失范”的现象是赞成、欢迎,还是反对、批评,它都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研究的,因为至少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面还是一种要延续下去的趋势。倘若我们坚持从现状出发,从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本身的真实情况出发,便很容易看出:“全球化”或者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言说,近乎于一种理论上的幻觉或者虚构,是没有多少实际依据的,或者说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们的确不能把它们作为判断和评价当下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不能由此制定出汉语文学批评的基本策略,不能把它们当作理论建构的基本依据。也许若干年后真的会出现全球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双向互动,甚至有可能是健康的互动关系,但是,目前我们至少在汉语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中,还没有看到平等对话和健康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出现。
    二从上述简略的分析来看,我们感到,世纪之交的汉语文学批评和理论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困惑,并不是所谓“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冲击和震荡,倒是在汉语文化圈内部“多元化”的语境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深刻矛盾与困惑:学术上的“无根”状态;摆脱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生活世界同理论建构的疏离;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日益“边缘化”;以及“现代化”焦虑症。可以说,当今汉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这几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下面,我想就这里提出的这几方面的矛盾与困惑作一个概述。学术上的“无根”状态。说汉语文学批评在学术上“无根”,很有可能会招来激烈的批评。然而,只要我们不是情绪化地对待这个问题,就会看到事实的确如此。这种状况一方面起因于我们主动地背离传统,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对西方传统的误读和隔膜。晚清以来,在“救亡图存”和追寻“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我们一步一步地远离和抛弃汉语文学批评的传统,把传统的价值体系、范畴体系、言说方式或者当作封建余毒加以批判,或者把它们当作过时的古董而不屑一顾。即便如人们所推崇的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也痛感自己的文化与当时社会语境的分离和矛盾,极力用西方的理论来切割、改造本土的传统。在延绵一百多年的批判、否定和背离传统的趋向中,有过两次高峰:“五四”运动前后和1980年代前后。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把外来的理论模式和游戏规则运用于一种并无其生存语境的文化之中。结果,造成了汉语文学批评在整体上的“异质化”。这种“异质化”是指:汉语文学批评的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规范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了整体性的切换,从学科划分到知识形态,从言说方式到话语规则,都整体性地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背景的“西学”移植过来;其典型特征是各种理念和主义先行;其结果是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内涵和言说方式同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学者们的言说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相脱节,也与汉语文学批评的传统相背离;原有的汉语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术语等等,成了移植过来的理论框架和言说方式的“例证”、“注脚”。这样,实际上造成了我们在汉语文学批评中在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上主动地背离传统,然而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到外来的传统之中。
    在外来传统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始于前苏联、后又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从欧美直接引进的古典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前者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汉语文学批评的主流,并且对改变汉语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力至今依然可以随处发现。后者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命运,但从1978年以来,汉语文学批评界几乎完全处在欧美的阴影之下,我们把欧美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全部检阅和演绎了一遍,几乎到了言必称索绪尔、海德格尔、艾布拉姆斯、韦勒克、杰姆逊、福科、德里达、巴赫金、阿多诺等等的地步,他们的各种理论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言说,似乎不知道这些的人就不配从事文学批评;文论中充斥着大量移植过来的术语、词汇。这样,我们似乎丧失了自主言说的能力,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们很少追问过:那些在特定文化、语境和传统中产生的批评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我们在援引它们时,是否存在着误读和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心态?例如,有人借俄国结构主义者普洛普分析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革”小说的叙事模式。⑨暂且不论早有西方学者批评过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单就这种分析的结果来说,它到底对我们具有多少真正的启发性?摆脱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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