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汉语文学史的建构

分析汉语文学史的建构     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却在暗中涌动,且不说自觉或不自觉,但是,处在世界潮流中的台湾地区,不如冷战格局中的大陆,闭关自守而沾沾自喜,确是不争的事实。隶属于思想、文化领域,并且总是十分敏感又活跃的文学,向外学习,吸取养料的积极性非常高。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一群青年学生创办纯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以此为阵营,举夏济安等前辈为旗帜,激情地描画着他们的文学梦。当代名家叶维廉、刘绍铭等,其时,便是白先勇、欧阳子们依然在读的师兄。夏济安之外的幕后支持者,着名的还有黎烈文。他是留学归来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早在193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曾主持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执笔政期间,掀起一股改革旋风,大刀阔斧地改掉了《自由谈》的风花雪月和鸳蝴气息,支持左翼文学运动,旗帜鲜明,约请鲁迅、郁达夫、茅盾等新文学的先进,给《自由谈》撰稿,在文坛闹得风生水起。若论文学存在与生长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大陆和台湾也大相径庭,而直接影响文学生产的各种思想文化元素、制度因子,诸如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机制,文学评价、评奖的标准和制度,文学传播的方式等,又大异奇趣。那时,台湾虽然远不及现在这么开放和自由,但是,《自由中国》还是准予出版、发行。文学生产和消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大陆则套在计划经济的牢里,缚住了手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被当作物质产品一样,以行政的方式计划配置。在消费结构上,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众的文学消费,在大陆,以白话文学作品为主,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的消费和传播,在整个文化消费中占比很小,外国文学差不多就等同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少数几个。台湾大中小学校教育,传统文学/文化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大陆许多,外国文学/文化,也占有相当份额。在各层级的升学考试中,语文考试也以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为主,大学外语系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需要,反而不断被强化、力量不断增大。文学的多元态势,发育较为充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鲁迅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学生的每一个学习阶段,都会被强制要求阅读鲁迅作品,文学性的小说、散文,论说性的杂感、随笔,各种文类一应俱全。就中国内地的学生而言,若说,没有读过鲁迅的书,就等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大概不算夸张。隔着窄窄海峡,浅浅海湾的台湾岛上,1980年代以前,一般市民大众,并不知道鲁迅何许人也,当然大陆赴台人员除外,正如张爱玲鲜为大陆读者所知一样。鲁迅为台湾大众所熟知,那是在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娶台湾女子张纯华为妻之后的事,因周令飞赴台,岛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鲁迅热。两地文学/文化生态大相径庭,可见一斑。台湾和大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势如水火的阶级对垒,你死我活的正当意识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和文学趣味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作家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生产,并制约着文学产品的质地,给20世纪文学史的着述增加了很大难度。为此,大陆学者撰写、编着的文学史,要么绕开台湾地区的文学状况,按下不表,要么在文学史叙述中生硬地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笼统地讨论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台湾文学”的那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在叙述策略的定制和整体构架的设计上,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评析,文学“史”的线索,似续实断,完整的文学面貌,大多一片模糊。类似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同样被用于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叙述。
    现有文学史叙述不能完全覆盖中国新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纠偏补弊的措施,就是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单独开出“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等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选修课,某些专业研究机构,则专设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研究中心之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研究室,就是一个代表。还有更加激进的做法,则努力争取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单列台港澳文学,使之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架构,成为与之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类似强调台港澳文学的独立性和异质性的动议,现在,很有一批支持者。笔者认为,过分夸大、强化各地文学的异质性,实在大可不必。学科规划和分类的意图,重点主要不是给研究者圈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疆域和边界,一流的研究者往往不受学科(或专业)的束缚、框范,相反,更热衷于在学科之间客串。便于现代大学的教学管理,恐怕才是学科细分的目的,换言之,削学术之足,是为适学术评价机制之履。而且,学科细化恰恰与现代社会呼唤通才的时代潮流相悖。话说回来。白先勇自196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此后长期居留国外,然而,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操用汉语,重要作品都发表、出版在中国内地或台湾、香港。创作主体预设的潜在的文学消费对象,也是汉语读者群体。小说《芝加哥之死》主人公的名字叫吴汉魂,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品读出文字中淡淡的感伤和忧郁,创作者叹惋中国留学生客死异乡,漂泊异域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小说既含哀悼一种文化传统日渐式微的忧伤,也释放出作者努力想唤起人们力挽民族文化颓丧之势,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居住空间的地缘因素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难解的死结,白先勇文学文本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气质,始终未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献给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文学,被纳入“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叙述框架后,①两岸四地的文学,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特质,就可能遭遇淡化、消解的命运。近代以来,汉文化在西方文化夹击下苦苦呻吟,艰难求生的困窘,或许将被漠视。反之,接受主体受前理解的暗示,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对两岸四地的文学从阶级意识形态出发,做出种种想当然的读解。
    在我看来,抛开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政治语境,而将白先勇的小说置于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读解,才更能够精准地诠释白先勇以海外游子姿态写作,并置身于异质文化环境的精神、情感及其文化体验,白先勇小说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内涵,因此才更具别种动人情怀。文学乃一个民族精神轨迹的记录,文学史研究的就是人的心灵史、精神史。以1949年为界,之前,国共之间杀了个你死我活,鸡飞狗跳;之后,形如冰炭,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同胞相残的悲剧、惨剧,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倘若视而不见,一任《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红色经典”,在哀鸿遍野的战争废墟上摇曳多姿,孤芳自赏,摒除白先勇小说《台北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灵巨大创伤的存照于文学史叙述之外,那么,支离破碎的就不只是我们的文学史,更将在另一个维度,成为中华民族自省乏力、精神残缺的耻辱印记。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者,一如深知皇帝什么都没穿,却为了谀上和自保,跟着江湖骗子一遍又一遍地赞美皇上的衣服多么漂亮的弄臣!不同于白先勇的另一情形是,在中国内地早已声名卓着,因复杂的历史原因飘零异域,远走他乡的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我们现行的文学史着,一般也视之为异质,以去国出走为界,拦腰斩断。譬如,现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不述及这些作家在域外的文学实践。再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经常也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对象,随意处理。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罢,都未能涵盖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并整合成一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在纵横不同切面,思想和艺术不同维度都经得起质疑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多个名称同时出现,名实之间,经不起质疑和拷问,一方面,在对象、范畴上,有许多交叉、叠合,另一方面,研究者又罔顾对象的实际,在没能细致厘清学科内涵和外延之前,急于另立门户,想尽千方百计,要立海外华文文学为新的独立学科,抢占学术话语权的企图,非常突出,热衷此事的人们,竞逐的是外在于学术的名和利,并非内在于学术的义和理,带着超强的功利意识,乐在其中,侵蚀了学术的纯粹性。具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及其所呈现的现代性,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旨在从地理空间上,限定学科疆域。按我的理解,它们也还没有超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内在规定性,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系统,或分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华文”与“汉语”被做同质化处理,几乎画了等号。然而,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完全重叠,一般研究者大多不加细致推敲,深入论析。考察学界现状可知,当下海外华文文学讨论、研究的对象,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包括台港澳地区及中国境外的汉语文学,即除中国内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对象。[3]进入21世纪后,这个名称又更改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据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概念在学界最初被使用,始于台湾。
    1949年以前,汉语文献没有华语的说法。1949年以后,大陆闭关自守的年月,台湾与国外的交往比大陆活跃得多,台岛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多半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华民国”,以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台湾人在国外(或海外)就自称或被称“华人”。殖民时期的上海,外国人称中国人“华人”。那时的上海,有“华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和“租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的区别,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适用的是宗主国的法律条款,故被称为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修了公园,门口挂上“华人和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若认为受了侮辱,只有按国际惯例来解决此类争议,本国法律不能提供有效的援助。可见,“华人”和“华文”的称谓,大概是清王朝终结之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指称。1949年后,由于国家政权分裂,这些称谓,反而被复杂化了。台湾人出境所持的护照,国籍栏上,写的依然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汉语,理所当然就是国语。而在国际社会,还被称做华语,在广播、电视等传媒中,国语、汉语、华语常常不加区分地被广泛运用。“华文文学”或“华语文学”因此得名。很明显,中国内地当代学人在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地理空间的边界时,其实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界定标准。一是单纯以地理区域设定研究边界,二是在地理空间之外加入语言载体的限定。不管何种命名,都不谋而合地默认了汉语为中国语或华语。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文化、语言、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十分鲜明,不同于世界上有些以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的情形。汉语虽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唯一,清代以至于今,国家重要的官方文献常常有不同文种的版本并存。现在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用语、工作用语以及出版、印刷、传播、交际等最主要的工具,依然是本民族语文。换言之,撇开政治、外交等需要之后,汉语其实就是汉族人的民族语言。但是,汉语并不是因为在中国使用的人最多,就理所当然地要升格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考察“汉语”成为“国语”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转换极为偶然和随意。
    国语的称谓,近世才出现。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后,“国语”一名,逐渐为大众和官方所接受。我认为,在新文化浪潮中,倡导国语的宏伟构想,核心目标在于推进现代白话文建设,鼓吹白话取代文言,语言革新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胡适的指向,是借语言和文学的变革,推动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实现启蒙主义的理想。在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是将生未生的标准的现代汉语。他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4]72并且,他还明确地把“白话文”和“文言”、“汉语”对立,“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替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替汉文,有同样的艰难”。[4]74从文意看,胡适的所谓“汉文”就是“文言”、“汉语”,他明显地窄化了“汉文”、“汉语”的内涵。胡适提出“国语”“国文”的概念之后,只是过了短短几年,《国语》、《国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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