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语文学传统性格
一、文学与传统
宗白华先生曾道: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1](P68-69)。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时,对中国心灵幽情壮采的追溯,对民族文化的自省,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有反观,才会有前瞻;有探求本源,才会有一往无前。欧洲文艺复兴打着复古的旗号,成为世界艺术长河中登峰造极的典范。中国也素有“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之复古情怀,风骚并举、魏晋风骨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发远古之深思,求原始之拙朴的范本。笔者认为,这必然是引领文学复兴的强大力量。在中国文化的链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闪烁着精神之光的文本,证明文字从来都不是无能的,文字勾勒的历来都是让人感觉到回归与诗意的东西。《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前10位的大师们,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鲁迅以其呐喊、呵斥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沈从文则以其与世无争的边城话语表达其否定之否定,作一种间离;老舍是彻头彻尾的悲凉;张爱玲的飘然出尘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文体中、生活中、性别中、喜好中、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传奇中;钱钟书的“围城”更是困处愁城的中国文人之绝佳比赋;茅盾恢宏文字,审视着芸芸众生之狱与欲;白先勇叙述一种文化的繁华、衰落、消失以至无法挽回的段落,将历史归结于全然的记忆之中;巴金的忧愤是显而易见的控诉与反抗;萧红以独特的地域色彩、地域风俗和厚重的基调点染出凄凉而苦难的人生;刘鹗则以中国文字对家与国实施补救之理想。从以上这些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尽管当前的文学创作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可我们也无须惊慌。任何一种潮流皆以混沌为其初始,并以另一种混沌为其终结,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轨迹,不到尘埃落定的前一秒,我们都不知道文字的指向是此岸抑或彼岸。可不管是此岸抑或彼岸,都一定会附着着专属中国人和汉语文学的个性特征,这有几千年的传统国文为证。这不,我还在写,都还在写。对汉字的书写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种人生态度[2](P83-90)。
二、儒道兼善的文化性格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在漫长的中国文化的积淀过程中,文学以诸多文艺形式之先行者的姿态,吸收与呈现的皆是最地道、最全面的传统精髓。若然将传统文学作一比,笔者认为,它是在抑压与释放交织中、在雅与俗之间穿行着生产出来的怪胎;它是儒与道逆向纠缠中催生出来的“恶之花”;它有着儒家思想的父系宗亲,又有着道家学说的母系血液。因此,它以独特的面目放射出惊世之光,体现着整个民族生活的精神质量。
1.兼济天下的忧患意识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文学早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逾越的泛道德系统,即文以载道的功利观,人格重于文章、道统重于文统的为人为文准则,“诗言志”的文学观,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题,以善为美的思想,忧患意识,人民性等等。文学不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就是“兴起其好善恶之心”[3](P67-70)。《论语》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中庸》又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P177)这种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肇始于人对宇宙的根源感,而这又是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终极元素———忧患意识的源头,它充满了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字里面已被弘扬至淋漓尽致的地步。战国时期,楚人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5](P158-159)此间抒发了他离乡去官之后仍念念不忘替朝廷时政忧心之情。尽管自己追求高洁理想,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但对国政却终究未能释怀,处处体现出他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和对“美政”的追求。汉魏时期有以史喻今明志的贾谊、司马迁,有反映民生疾苦的建安三曹七子。曹植在《白马篇》中描写了“少小去乡邑”的“幽并游侠儿”们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捣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各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6](P77)唐人诗歌中的爱国主义诗句更是俯拾皆是: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避日,长安不见使人愁。”[6](P100)让我们再看看李白、骆宾王、杨炯、王维、王昌龄的五首同名诗[1](P294、295、298、299):《从军行》(李白)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从军行》(骆宾王)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当然,最广为人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还要算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7](P299)宋代亦不乏忧国忧民的代表作品:《关山月》(陆游)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此外,传诵千古的还有辛弃疾的《水龙吟》和岳飞的《满江红》。明清时期的爱国忧愤诗文总体而言逊于唐宋,但犹有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依然表达出不离不弃的爱国情感的惊世之句。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响”,是“忧国忧民”在封建制度没落之时转向讽刺、谴责甚而喝斥、呐喊的标志之一。
2.超然物外的追求
同时,我们看到,影响中国传统文学架构的还有另一股力量,即返朴归真、崇尚自然的生活理想;质朴、含蓄、冲淡、清奇的文本追求;“童心”、“性灵”的文学观;“妙悟”、“意境”的审美范畴;泯物我、同生死、一寿夭、超利害、齐是非的人生态度;等等[8](P86-189)。道家重灵感、重天机、重精神的艺术追求看似是对儒家思想的反拨,实则它是古代文人对付实际生活的一种无奈对策。每一位读书人皆愿意通过读圣贤之书求功名、入仕途、安身立命、精忠报国。翻开中国的文人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页上都写着“怀才不遇”四个字。从屈原到贾谊、司马迁、曹植、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李煜,乃至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一串长长的名单,惊人的相似:所有人都是少年得志,而后英年早逝或郁郁不得志;所有人的创作几乎都可分为前后期,前期都意气风发,后期都愤慨哀怨。就算是屈原、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这些较能体现道家风范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心甘情愿弃官从道的。似乎只有陶渊明算活得比较明白:一开始他主要是由于生活贫困而入仕,后自动弃官归隐(而不是被贬),此后再也没有过入仕的想法和举动,因而避免了多次被贬的命运。在他干净的躬耕自资的生活里,他写下了引人入胜的《桃花源诗并记》[6](P80),更写下了传唱千古的《饮酒》诗[7](P299):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者陶然自乐,与世无争,流露出与大自然融合为一的美好追求。在“儒道兼善”的较量中,虽然儒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在欲儒而不能儒之时,文人们才退而求其次地取“道”弃“儒”,独善其身。然而,幸好有了这许许多多的意外,才给传统的文学注入了旷达、超脱的品质,才有了丰富奇诡、汪洋恣肆的道家风格。话又说回来,尽管择“道”是出于无奈,尽管在隐世出尘的文人中没有几人不是对积极入仕、兼济天下难以忘怀的,可在儒为主流的创作中,又有谁不是梦想着弃官归田、超然物外、任性而为的境界呢?历代文人就是这样在儒与道、出与入的对立与互补之间徘徊,中国文学的性格也由此变得丰富多彩。
三、顺天安命的乐观性格
中华民族是聪明的民族,所以在创造超然物外这样一套人生哲学之外,又创造了另一种顺应命运的手段,这就是乐观。与西方文化强调分离与对抗不同,中华民族强调的是乐安天命、贵和尚中、顺天而行。中国武术中的太极拳,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四两拨千金、以圆滑克锐利,便是这一精神的绝佳体现。日常生活中常说的“随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等道理,到了艺术中就是要达到质与文、善与美、情与理的和谐一致,绘画要浓淡相宜,音乐要八音克谐,文字要虚实相生、形神兼备。这种性格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在喜剧作品中,乐观性格导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如《摘翠百?小春秋》中对《西厢记》的结尾有如下描述[9](P230):之官千里赴西秦,满路花香喷,仙掌云开帝城近。沐皇恩,夫荣妻贵临亨运:七香车坐稳,五花诰墨润,永作玉堂臣。这种喜庆得有点俗气的尾巴,在优美动人的《牡丹亭》里同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腻得都有点与前文的“以意趣神色为主”的格调相去甚远。看第十出《惊梦》中的“游园”部
分,语言典雅清丽,情调楚楚动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10](P43)可结尾却变成:姻缘诧,姻缘诧,阴人梦黄泉下。福分大,福分大,周堂内是这朝门下。齐见驾,齐见驾,真喜洽,真喜洽。领阳间诰敕,去阴司销假滑稽是滑稽了点,离谱也是离谱大了,可观众就是这么期待的。王实甫、汤显祖如果不这么写也过不了自己那关,这是文化理想主义在民族戏剧中最原在的表现。而在悲剧作品中,乐观性格体现得更深刻和耐人寻味,由此也显得更巧妙更智慧。对于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对于厄运、死亡、离散等命运中不可扼转的巨大力量,中国人往往是在悲痛之余给予命该如此的平静解释,有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安心,《红楼梦》的结尾便是例证。
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怀在现当代的作品中仍有强劲的后续力: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半生缘》、钱钟书的《围城》、白先勇的《台北人》、阿城的《棋王》、苏童的《红粉》、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顺天安命性格的悲剧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乐观性格不但有悲剧喜剧两种表现形态,而且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一方面,它“积极入世,热爱生命,穷达皆能自处,宠辱全然不惊”;另一方面,它对“天意”逆来顺受,诚惶诚恐,自满、自欺,麻木压抑。鲁迅对于中国人的“乐观”早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是深挖“国民性”弱点和“精神胜利”病态的大师:“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