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审美意识转变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本土审美意识的转换,不仅涉及到既有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更关涉到具体作家和批评家知识结构与精神结构的重建。只有跨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处理好文化现代性与文学本土性的关系。以民族意识为核心的本土审美形态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世界意识必然相互交融。民族性的本土审美传统在普适性的大众文化语境中会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也同样会焕发新的生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诉求问题,不是简单的审美趣味问题,而是文化和精神的选择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能否取得成就,并由此生生不息,最终融汇到世界文化和文学之中的问题。
一、文学审美范式的转型
“理性”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思想传统得以立足的根基,尤其是笛卡尔确立了理性主义哲学以后,“理性”更是成为了世界的最高主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而“理性”一旦为纯粹的技术所统领,“理性”就将沦落为奴役人的工具,即演变成为了技术性的“工具理性”。面对工具理性的压抑,以关注人的“感性生活”为目的的美学就自然被看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了。人的内心生活充满了鲜活的感性波动和细微体验,而“审美”的存在,则使得那些隐秘的内心生活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审美”才被看成是开拓人的感觉和感知领域的独立活动。20世纪80年代,刚刚从“文革”的政治阴影之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建立起一种和过去以“政治话语”为核心的生活形态截然不同的生活范式。这种生活范式依照“审美”的设想,将“审美”确立为核心话语。这种认识在当时再自然不过了:正是通过“审美”,人们可以将人的个体情感追求和精神意志的自由从政治、道德、商业及日常生活之中有效地“分隔”出来,以建构起向人们提供着崭新体验的审美王国。“诗意”把人从平庸和压抑的生活中“解放”和“拯救”了出来。然而,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向传统的文学审美方式提出了挑战。今天,人们将原本用来进行文学阅读的时间花到了影像和图形上,纸媒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影视和互联网等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在这场“词”与“图”的较量中,“图”随着每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而不断在获取新的优势。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形式的理想化“审美”越来越不能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与之相应的则是,现实式的“审美”则越来越趋向于生活化、实用化、社会化和商业化,它不再是超然于人们的生活之外的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已经日益演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由此开始走向普适化。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一方面是“审美”泛化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成为了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文化也趋向于俗世化,并有意无意地将一种审美的标准“泛化”为自身的规范和策略。审美几乎已经内化为了人们生活事件的一种标准,个人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人们追求生存质量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标志。随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发展,审美和消费已经走向了融合。商品的审美化“包装”就是“审美消费”最为有效的手段,而直接体现这一特点的就是广告艺术的勃兴和发展。在这里,商品借助广告的叙事,变成了携带审美信息的形象,它持续性地激发着人们的想像性体验,并使其本身也成为了审美消费的符号。传统艺术的个人性正在逐步被市场化的运作所取代。当“审美”直接参与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之中,并与消费行为紧密相连时,“审美消费”也就成为了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种专门的文化产业了。
二、全球化冲击与汉语文学审美形态的基本建构
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汉民族文化包括汉语形态的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一直都显示为一种不断吸纳外域文化藉以演进变化的过程。作为一种世界性运动的“全球化”现象,当然并非只是针对21世纪的汉民族及其本土文化实践而来的;在20世纪的历史行程中,全球化之于中国的直接意义常常被限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主观诉求之上,其中缺少某种异质文化间的互动性功能实践过程,因而,至少在当下以前,全球化并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和多义,而主要表现为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单纯对应和异形同构。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在20世纪东西方关系史上,全球化被定位在东方向西方寻找“现代化”的基础上,从而导致了我们对于自身内在的文化范型与审美形态的现代性转换因素的忽视。汉语形态的文化与审美的现代性建构一直被置放在“西方”的整体结构之中,其前途则被定位于“融入”或“纳入”西方文化范式的可能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文化认同与审美价值肯定,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对于汉民族及其本土文化发展的需求而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审美选择将直接关系着民族文化价值重建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一种“世界文学”的图景。当然,这里所谓“世界文学”并非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自身的本土特色,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不应再被视为东方向西方的主动“融入”,而应成为东西方文化和文学间寻求相互对话的一种互动与合作———不同文化在各自结构性重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价值整合。因此,“发现”汉民族传统美学体系在文化上的价值共同性,以及这种价值共同性在当代美学发展中的制度性确立方式,才是汉语审美形态在当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获得自身合法性身份和话语有效性的根本。对于汉语审美形态的理性把握,应当放在强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文化自觉性和主动性基础上来进行,其目的在于能够有效地促进各个民族在当代的发展,强化自身民族文化对于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制衡力量。既源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本身的要求,同时,当代汉语审美形态的存在意义,也需要通过对于人类文化共同性问题的具体介入而得到体现。因此,世界性文化关怀能力的形成,理当成为我们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研究课题。东西方美学价值的差异,决定了汉语审美形态的这种世界性文化关怀能力及其方式必定有其特殊性。概括而言,世界性文化关怀能力的形成,一是有赖于汉语审美形态自身价值的实践性体现及其程度,二是有赖于其价值体系之于西方文化和美学立场的互补性及其前景,其三则有赖于汉语审美形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同当代世界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汉语审美形态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生存合法性。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及其艺术精神在其长期演化和发展中,内部其实已然潜存有相当的现代性转换的诸种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汉语审美形态已能全面包容当代世界及当代人类实践所遭遇的全部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代人类实践中的价值困惑将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审美与艺术的变异同样要求通过不断扩大东西方美学及其当代发展的深入对话,使东方美学观念与艺术精神的现实合法性得到更深入的展开,以此在理论与实践互补的同时强化汉语审美形态对于当代人类价值问题的新的阐释力度。中国一直是一个在不断生产出新的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大国,这些文学作品植根于我们民族特定的本土审美经验与审美传统。20世纪80年代,与文学上的“新时期”相适应,中国文学理论界曾一度对于审美经验给予高度重视。但随着美学讨论的过度抽象化,文学理论又再次回到了离开经验而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了。当人们讨论文艺学的理论资源时,人们总是谈论传统文论资源和西方理论资源,其实,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资源恰恰应当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审美实践。离开审美实践和审美经验,理论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学的本土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当代汉语文学本身的立足之本。当然,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使得有着悠久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潮再度受挫。20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和文化界其实也经历过以人为研究中心的三次大的转折,即人文主义,反/非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事实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制约。这一点也正是审美普适化和大众文化日益兴盛的基本前提。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直接影响:它既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使经济建设和文化生产及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也使那种富有自身民族特性的本土审美范式的持续生存,尤其是以民族语言为根基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变得日益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从根本上完成我们自身民族审美形态的转换,也就无法真正走出汉语审美形态所处的困境。
三、大众化倾向与汉语文学发展的可能性途径
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求得市场利润的最大化效果,全球化正是市场经济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达到的极致。而全球化又与现代技术(尤其是大众传媒)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动力,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的当代社会,不但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载体的自然人化的过程,和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内容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视角的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其中,不但文化、审美的本源将被市场化加以转换,文化、审美的能力和基本领域也将有被技术化加以彻底转换的可能。
全球化突破了区域性的限制,流动空间取代地域空间,地域被网络取代。一切都不再对应于任何特定地区、特定政治,全球世界已经开始成为边远地区与大城市、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多重合奏。全球化过程中,技术的疯狂运用已经成为了其推行市场欲望的有力手段和最为显着的标志,它几乎已经构成了20世纪至今最为引人瞩目的“权力话语”。如果说跨国市场所改变的主要是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跨越国际的大众传媒所改造的主要是世界的精神层面。正像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典,那么,就像阎王高踞于小鬼之上一样。”此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沦落已前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各民族已处于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险之中。”[1]世界开始在一种全新的以传媒为中介的时空经验中重新聚集起来。传媒在不断地增加、重塑并同化着我们的一切经验,精神世界的普适化才会成为必然。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大众文化的诞生也不例外。文化融合的前提就是,人类对迥异于自身的文化形态必须有着可资适应的行动心理准备,只有适应才有选择和接纳的可能。“适应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社会和观念,它应付着可供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2]全球化使人类开始面临共同的文化难题,它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尽快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适应机制”,以回应全球化的世界。大众传媒的出现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束缚,信息开始脱离具体的语境而成为“浮动的符号”,由此形成了一个无他者、同质化和被拉平了一切的世界。一切都几乎近在眼前,每个人都将成为不在场的直接观众,平均性、同质性、公共性和普适性构建起了人类新的文化经验范式。这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共同的情绪、趣味、感受和经验,也正是一种全球化的想象。在大众文化之中存在着的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趣味,人与人没有了等级,高雅与流行的趣味就可以被一个人所同时享有。在流行和时尚的领域里,国家和民族乃至审美本身的诸种概念已经被置换而变得不再重要了。当人们不再通过民族群体与国家社会相关联,而是直接彼此发生联系,其交往的前提就不再是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