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注：“蓟下”指北平：“烽烟……”指20世纪30年 代侯外老与李达老、吕振羽等在社会史论战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因胸怀北斗，所以 意气如虹。)。
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 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 代化的特殊道路。)。
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
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
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
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 “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 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 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 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 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 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 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 。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 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 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 “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 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 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 ，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 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一
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 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 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 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 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 。
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 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 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 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 、《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 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 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 ”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 学术价值。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 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
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 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 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证据的问题。
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 ’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 ，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 ，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 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 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 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 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 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 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以批 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 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 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 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 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 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于那些否定“早期 启蒙说”的人们而言，侯外老对大量的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 碍。不正视这些史料，而空诬为“伪问题”，足见其学风浮躁而已。
第二，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
侯外老在思想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的辨析。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 学说史》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以下问题：“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 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 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 》。)而在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中，关于明清之际学者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颇 有争议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清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狠下一番功夫。在这方面，侯外 老表现出极深蕴的功力和极敏锐的眼光。如论王船山学说与程、朱、陆、王的关系，论 定王船山“对朱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为肯定式的扬弃”(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 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又如论黄宗羲与宋 明理学的关系，侯外老指出，梨洲虽然在思想体系上犹保留了“明道之余技”而留连于 理学的“枝叶”，但在基本上则自觉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反省于社会活生生的人类(注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 。)；关于全祖望与黄宗羲学说的关系，侯外老指出：“全谢山笔削枝叶，不失学者态 度。明人好为晚年定论之说，在晚年定论一命题下便渗入了后学的新观念，于根柢上发 展了前儒，全谢山亦然。不明这一点，无以言‘史’的思想过程。梁任公先生虽有夸大 清学之病，而把根柢放大，犹可见其一面，而冯友兰先生抹煞根柢，重视清儒之‘留连 ’者则失实远甚。”(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 ，第135-136页。)这些论断，在我们看来，都是合乎实际的确然不易之论。
第三，它科学地揭示了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本质。
在侯外老以前，梁启超、胡适之皆曾认为清代学术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这充 其量只是一种现象形态的类比；而侯外老用“启蒙”二字来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思 潮的变迁，才真正揭示了时代思潮的本质。
侯外老把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形态归结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说：
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 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 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 页。)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肯定王夫之具有“人权平等”的思想，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 录》类似“人权宣言”，其中“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并且“由人权的平 等推论到法律的平等”；又进一步阐说黄宗羲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指出“人文主义的 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哲学脉络相贯，而为近代启蒙者的精神”，“崇拜 个性”是启蒙学者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又肯定傅山反奴性思想“具有启蒙期个性 解放的进步性”。他认为顾炎武的“清议”论，“含有近代‘大宪章’里的‘自由’的 内容”，“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又说顾炎武的“经济思想的前提，是自 由经济与私有恒产”，而顾炎武之所谓“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更体 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自由、平等、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石，是“个人自 觉的近代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由以上论述可见，侯外老是深刻地把握了“启蒙”的 精神实质的。
第四，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思想之发展的关系。
与梁启超偏重于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考察“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观点相区别，侯 外老是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的过程入手，来探讨中国近代社 会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思想启蒙的曲折道路的。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 朝的嘉靖年间，即16世纪中叶。从嘉靖到万历，即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叶，是中国社 会发展的时代转折点，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社会内 部的新旧矛盾作了考察。
一是考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土地私有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他极力说 明，这种状况与19世纪在俄国发生的情况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即在于由身份性之转变为非身份性”，土地日益卷入商品流通之中，经营地主的势力 在扩大，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在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才以“一条鞭”法 的法典的形式确立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
二是考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 的生产方式，而16～17世纪的中国，则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雇佣 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场。
三是考察中国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侯外老指出，在中国的16～17世纪，“商业 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对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 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仅沿海苏、浙、闽、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 营组织，内地的川、陕、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注：侯外庐：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
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 想家的思想上。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 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老为 我们树立了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二
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没有说过 ，倒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现象形态的考察上发现清代学术类似 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侯外老透过现象而洞察本质、提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启迪。 因此，如今学术界流行的那种认为早期启蒙说是“唯物史观的教条”的观点，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侯外老不存学派偏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并获 得启迪，由此而自创新说，正表现了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襟和理论卓识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第一，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 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 的历史性根芽。
在西方，“东方文化否定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天生就是自 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 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 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 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 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 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 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 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 ，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 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 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 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
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 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 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 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 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而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 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 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侯外老引用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中的《歙县风土论》，来说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 ，看中国的资本生活史从“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的发展状况；又引《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苏州府志》，来阐述资本主义萌芽 发达地区的阶级关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
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 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 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那些充当皇帝的奴仆的学者之外，还有 许多不肯服从皇帝的命令的学者。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他除了努力发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