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内容提要 在人口思想理论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汪士铎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汪士铎人口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比较学家的汪士铎充分肯定了前人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人口在无妨碍的情况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标准，“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还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区，人口繁衍程度还要快一些，如他当时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记》卷三）。早婚习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农村，因此汪士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则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铎提出这个观点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产生。但尚无证据说明他那时已经知道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使风闻到一些，也不会确切了解他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说法。因此汪士铎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他的中国前辈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的。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太平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起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乙丙日记》卷三）。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三）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乙丙日记》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记》卷三）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记》卷二），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记》卷三）。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了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四）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
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乙丙日记》卷二），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记》卷三）。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乙丙日记》卷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要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六）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中国近代受到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受这种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即他所说的“士商机巧而无能为，农工愚狠，能为乱而心齐”（《乙丙日记》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经商是富民的一条有利途径，因此应该重视商业。第三，经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经商，夫妇同房机会少，因此可以减少怀孕，从而减少人口出生率。
从这三点来看，只有第二点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有关人口问题的。但实际上前一二点在汪士铎看来都与最后一点的人口问题联系着。因为经商可以减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会造反了。他调查当时的皖南六邑，说“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乙丙日记》卷三）。那为什么其他地方会人少而富呢？他说：“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经商在外，故生子少，妇人独居故也。又或携眷迁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记》卷二）可见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本质上是与他的人口理论联系着的，经商是减少人口的一个办法，同时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