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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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民族艺术》杂志开辟学者对话栏目,廖明君主编和我的对话《重视“中国经验”》就发表在2000年第1期。在那篇对话里,我大致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基本的学术取向。十二年后,承廖兄美意,又给我一次宝贵的机会,对我的学术经历做一次整体回顾与总结。这十二年,我有不少新的成果,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这些成果与变化令我对自己以前的学术道路有了新的理解,或许对同行及晚辈有所助益,因此撰写这篇很不成熟的学术自述,读者诸君或有自恋之讥,一概笑纳。我从事戏剧研究,年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我1990年进入浙江艺术研究所算起,一晃已经20多年。相比后学,可算不短,但是相比毕生从事戏剧研究的同行前辈,实在不能说长。如果宽泛地谈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我愿意把1980年还在大学期间撰写发表的文学评论看成我从事这一行业的开端;1981年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时,我还曾经用业余时间写过一部探讨文学创作心理动机的书稿,有十几万字,投稿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请当时杭州大学的庄筱荣先生审稿,庄先生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这部最终未能正式出版的书稿,至今仍然地躺在我的书柜里,它是我早年就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见证。具体谈到戏剧研究,我显然该算半路出家。从1984年到1990年的六年里,我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山东大学师从蔡良骥先生和周来祥先生(2011对我而言是个悲伤的年份,我这两位可敬可亲的导师先后仙逝),攻读文艺学(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的学位论文均与戏剧无关。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我后来将会从事专门的戏剧研究。我没有学习戏剧的经历与背景,我的导师们也并不涉猎这项研究。我是从行外进入戏剧研究领域的。1990年的夏天,我进入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工作,那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转折之一(在此之前的另一个重要转折,就是“文革”后考上大学)。那是我正式从事戏剧研究尤其是戏曲研究的开始。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我就只做了这样一件事———中国戏剧研究。十分幸运的是,我以前的学术经历尤其是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阅读的大量文艺理论方面的着作和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着作,渐渐都成了戏剧研究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它们恰恰都成为我戏剧研究的支撑点。而如果说我在这个领域留下了一些业绩,那我想,只是因为我用了超过20年的时间来做这一件事。我自觉不算聪明,然而我也深信,即使是像我这样不太聪明的人,假如愿意用超过20年的时间做一件事,肯定可以有所成就。我就想在这里谈谈我在戏剧领域的研究,这是我用了超过20年的时间做出来的一点事,它们大致包括几方面内容,可以用我已经或将要出版的着作为纲,梳理出几条脉络。
    一、《20世纪中国戏剧史》
    中国现当代戏剧史,是我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在做的工作,它的核心内容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研究,十多年前我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等刊物发表文章阐述我的这一学术设想,但是想不到这项研究会如此旷日持久,至今尚未完成。这项研究的缘起是对“戏改”的反思。对20世纪50年代“戏改”的研究与反思,是我受到戏剧界同行关注的主要原因。作为“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我想我们中占很大比例的一个群体都对“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路拥有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的深刻认同,这样的认同与我们的人生经历相关———假如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将只能继续在农村和工厂里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终其一生。尽管体力劳动也有其人生和社会价值,但是我相信这绝对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理想与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从事这样的工作决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给予我们重新选择的机会,因此,走上学术道路之后,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剖析,包括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我们当然很难像上一代学者那样,毫无保留地为这条直接导致“文革”出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路线唱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反思此前左的思想路线与政策给中国社会以及艺术造成的创伤,其动力不仅源于学术,同时还源于自己人生际运的体悟。“文革”给中国戏剧造成深重灾难,但“文革”的戏剧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恰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戏改”。对“戏改”的反思既是对中国当代戏剧历史进程的重新叙述的关键,同时也直接关系当下戏剧发展道路的选择。我对“戏改”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在同行中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在此之前,戏剧理论界还没有人那样直接和全面地检讨“戏改”的失误,对“戏改”的评价仍然是一边倒的肯定,更鲜有将“戏改”看成传统戏剧陷入困境之真正根源的思考。我很欣慰,经过若干年的讨论,现在有关“戏改”的研究比起二十年前更显理性,对“戏改”的失误的揭示不会再引起多大波澜,客观地重新评价“戏改”基本上成了当代戏剧研究界的共识。而我的视角之所以能够逐渐为同行普遍接受,包括为那些曾经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质疑我的观点的学者所接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的反思及其看似与流行观点迥异的结论,实基于对“戏改”时期的历史文献的重新发掘与解读。其中更关键的是,它们几乎完全基于以张庚、马彦祥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戏剧理论家从“戏改”初期以来对“左”的倾向不间断的质疑与矫正,还有在当时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揭示出的“戏改”的弊病与不良效果。在后来的当代戏剧史叙述中,张庚等人似乎就是“戏改”的主导者,他们在当年成功地阻止了某些极左政策的实施这一重要的历史功绩,却由于和历史的理念不相吻合而被有意无意地忘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恰恰是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的再发现,成为我的研究的重要基石。当2002年我撰写的《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出版时,这一领域的激烈争论已经基本结束。我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努力也因此告一段落,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并没有中止。因为从20世纪下半叶的戏剧史研究过程中,我开始越来越深切认识到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史的研究惊人地欠缺,而假如没有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20世纪后半叶戏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就无法得到完满的解释。而且,由于过往的中国戏剧史写作框架中只注重20世纪以来在新文学范畴内的话剧的创作演出,对这一时期远远比话剧重要也获得了话剧根本无法比拟的艺术成就的戏曲存在严重的歧视和偏见,导致中国戏剧史的进程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出现明显的断裂,中国戏剧的发展因此丧失了连续性。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是努力重建20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性,而在此之前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对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发展脉络的认真梳理,将它们纳入中国戏剧发展历史的框架。我正在撰写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将以1949年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如果说后半部分代表了我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戏剧历程新的认识,那么,前半部分更是对20世纪前50年中国戏剧发展进程的全新的归纳与总结。这样的总结与归纳,至今还从未有人做过。这里不仅包括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京剧、昆曲、秦腔、梆子、粤剧和评剧、楚剧、越剧等剧种在中国戏剧整体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新的描述,同时也包括对话剧历史的新认识,尤其是对早期新剧的重新定义。因此,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撰写既是“史”,更是“论”。它注定是一项需要以史论结合的视野来完成的工作。十多年来,我为此得到两项国家课题的资助,最近它又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我计划在最近完成这一项目,我期待它成为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
    二、《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间戏剧的研究是我的戏剧研究中很重要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我所有研究中最受关注和最具影响的部分,而且,可能也是我在戏剧研究领域中最没有争议的贡献。2001年我出版了《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如同我在该书后记里所说,这项研究源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93年我被派往浙江偏远的温岭,观摩在那里举办的台州地区“民间职业剧团”调演,从此开始涉入了一个我此前完全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动过了解它们的念头的研究领域。而我之所以从未想过会涉及这个领域,正是由于在此之前的中国戏剧研究界,这些民间自然存在的戏班以及它们的活动始终被研究者们忽视。更准确地说,即使它们曾经受到重视,那也只是因为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学者们认为这些戏班应该加以“改造”,使之变成另一类更符合其社会学与美学理想的戏剧表演团体。而它们自身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从未得到正视。我通过长达八年的跟踪研究,完成了一个学术上的突破,那就是给予我所接触的大量民间戏班的存在予以完全正面的认识与评价。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民间戏班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我的视角不带有批判性的预设的立场。这项研究丰富了我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传统戏剧的存在形态与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的认识。包括我后来对温岭民间剧团的回访,这样的认识包括两个主要的维度,一方面是对民间戏剧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它让民间戏剧的意义超出戏剧本身,因而令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其社会学内涵;另一方面是民间戏班大量的即兴演出,昭示了一种长期被遮蔽的价值,在中国戏曲成熟以来的上千年历史进程中,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始终构成强有力的压制,民间戏剧家们在舞台上体现出的伟大的创造性,其价值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与评价。我尝试着用我的个案研究推动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让戏剧研究界可以更客观地看待民间戏剧,同时让那些始终以民间艺人的身份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张扬他们的创造的艺术学价值与人类学意义。而这样的改变,不仅关系到当下中国各地的民间戏剧团体及从业人员的现实生存,其实也和中国戏剧史的重新书写相关。考虑到在此之前的戏剧史基本上是“戏剧文学史”,甚至基本上是“文人的戏剧文学史”,如果要让戏剧史回到戏剧本身,重现一部不仅重视文人创作的剧本文学,同时也重视艺人的表演和艺人们在舞台上的文学创造的戏剧史,这样的改变就非之必要。我是对浙江台州的民间戏班做了很多年研究之后,才意外地发现这个领域居然很少同行涉及;而在《草根的力量》一书出版之后,我同样意外地发现,我这项完全出于偶然的研究,恰巧切合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路径,因此给后来各艺术门类的同行们的研究许多启发。从那时起,我应邀到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学术报告。我很高兴从《草根的力量》面世以来,它得到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高度评价,更得到同行及后学持之以恒的喜爱。它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民间戏剧的存在及其价值,而我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也成为后来人们开展民间戏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