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导读】：论美 论美学的现代发生 审美的命运：从救赎到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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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回望过去曲折起伏的百年岁月,不禁心潮随之奔流,回溯至2009年4月8日。那一天,我们为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先生的铜像举行揭幕仪式;同时,礼聘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饶宗颐、冯其庸和袁行霈等6位海内外学界泰斗担任学术顾问。以这种方式拉开百年局庆序幕,对中华书局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它类似于一种文化和出版宣言,昭告了中华书局饮水思源、不忘先贤、继承传统、自觉肩负弘扬文化责任的坚定信念。百年以来,中华书局始终关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累计共出版图书3万余种,新中国成立后获奖图书500多种。有学者说过,现代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概都曾受到过中华书局在学术上的厚惠。“环堵半是中华书”,对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华书局与他们的知识积累、学术成果与精神塑造是密不可分的。南京大学新近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称:在全国近500家出版社中,中华书局各学科图书学术影响综合排名位居第二,其中历史学、民族学、中国文学等四个学科名列第一;考古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名列第二。
我们以此为骄傲,也以此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精良、高端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着作,是中华书局安身立命的出版主业,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传承;而让大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操,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普及与传播。百年之间,服务大众、普及文化一直是中华书局的出版信念之一。中华书局成立早期,从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到《大中华》和《小朋友》等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以及各类通俗、普及读物等,都致力于同一个文化追求——从不同角度服务大众,推进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推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越来越认识到,大众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此开始把自身的定位从“传承者”扩大为“传播者”,在作为主业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着作之外,奉行“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的理念,努力探索成体系、成规模、高质量的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如《正说清朝十二帝》《马未都说收藏》《奢华之色》《于丹〈论语〉心得》和《姥姥语录》等,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内涵。中华书局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出版机构屹立百年而不倒?我时常以创始人陆费逵抱持的“坚守、执着、专一、强毅”的精神作为指导和参照,具体来说我觉得有如下3个重要方面:
一、以社会责任为重的出版理念
在中华书局成立的宣言书中,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这样表达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在谈到从业者的人格时,陆费逵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在百年庆典之际,重读这样的文字,就能够理解中华书局百年的内在精神气质。在它的历史源头,中华书局始终与民族、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陆费逵先生对出版业的认识与实践以及一代代中华人的努力,铸就了中华书局一百年始终不渝的传统: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强盛进步、文化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近百年的时代变局中,中华书局一直坚持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书的品质”、“从不把经济利益作为出书的主要标准”。正是这种以社会责任为重的出版理念,才使中华书局在过去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基业长青。
二、尊崇学术、以诚待士的企业文化
在百年的时代变局中,中华书局一直秉承着尊崇学术的传统。陆费逵曾经“七顾茅庐”,锲而不舍地约请舒新城主编《辞海》,舒新城最终被打动,于1930年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兼图书馆长,月薪为300大洋,而陆费逵作为总经理,工资只有220块。陆费逵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才问题,和他共过事的人多半说他“用人唯贤、善于用才、爱才若渴、知人善任”。金灿然先生在非常时期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人才观。到今天,中华书局不以学历取人,而以真才实学任用编辑的传统一直保留。在对人才的追求与器重,以及对职工的职业培训方面,中华书局一直持积极态度。它的“以诚待士”之风贯彻始终,能提供诸多良善条件,让编辑、作者们“自安其位”。比如中华书局的图书馆,陆费逵在任时,一度藏书60余万册,书库与编辑室间,有“小型升降机”运送图书,以方便编辑和作者使用。现在的中华书局收书30万册,为编辑查阅资料提供了便捷的条件。爱才的企业文化一直延续了百年。舒新城曾经谈到,总经理陆费逵充分信任他,给予全力支持,编辑所的同事也多是“恂恂儒者”,工作关系之融洽愉快,是他以前在学校教师岗位上不曾有过的,他很享受中华书局这种“独特的家庭式企业文化氛围”。现在新进局的年轻人也能感受到中华书局独特的融洽氛围。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中华情结”使得中华书局得以延揽大批知名学人加盟,在百年历史中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尊重作者、真诚服务的学者型编辑风范
在出版界,中华书局素来以具有高水平学术能力的学者型编辑而着称——范源廉、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金兆梓、陈伯吹、钱歌川、金灿然、宋云彬、章锡琛、陈乃乾、徐调孚、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李侃??这些人是这支百年相传的编辑队伍的杰出代表。他们“甘为他人作嫁”,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他人的学术成果,并视此为自己的历史承担和价值追求。是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留下了让人敬佩的编辑风范和品格。有关编辑和作者学术情谊的佳话数不胜数,如钱钟书亲笔赠言《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周振甫是古典诗词、文论专家,后来他在接受《东方之子》采访时,当被问到没有成为一个职业学者会不会遗憾时,他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袁行霈先生回忆他的着作《陶渊明集笺注》的出版过程,说“数十年中,书局的编辑从未催促过我,只是关注着我,不断送来书局的稿纸。中华书局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在参加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时说,“最近几年修订正史,反复讨论体例样稿,在改动与否的细节把握上,每次都曾仔细推敲,历经数日,以求达成共识。正是许多这样的坚守和追求,成就了中华书局的出版地位。”金灿然曾这样说,“我们有责任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下过功夫的作者的着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编辑要尊重作者、耐心地帮助作者,和作者交朋友,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使作者乐意和我们建立经常的联系,帮助我们共同把工作做好。”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却是中华书局在百年间留下来的有关编辑文化的最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中华书局与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紧密相连,其经营百年的原动力,来自于恢弘的精神气象和文化格局。前辈传下来的精神在我手中一定要发扬下去,正如我一再说的:“中华书局将在坚持主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恪守‘守正出新’的理念,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百年老店。”我们一直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