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提到了地理学史的三个任务，其中第三个任务是“理解各地区内容的历史”，并明确提出，“地理学史必须阐明：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区的自然状况和文化已经认识到什么程度”。
赫特纳的上述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历史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人类和地理环境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两个主体；而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和关键。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背景和基础，也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和目的；而也正是因为有了人的活动，地理环境才变得更加丰富和不可预测。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萌芽和发展
在人类诞生初期，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总体上来看，人类对自然持敬畏的、服从的态度，是被动的、有限的利用。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然环境的严格制约，使得早期人类的地理认识充斥着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
早期的东西方先贤们已经有了对地理环境初步的科学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条件下看起来不可能达到的真知灼见。但是正因为这种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限于工具等改造能力的全面欠缺，人类的思想和认知主要体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提出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希波克拉克在《空气、水和地方》一书中认为气候是影响人类身心、活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影响土地的生产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论述了居于自然环境下的人类应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的问题。到了近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突出强调了气候和滨海性是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英国史学家巴克尔根据地理唯物论指出，气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洪堡提出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而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德国学者拉采尔的一句经典更是让人耳熟能详：“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把人看作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支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
而在中国，《周易》中出现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语句，这是我国文献中关于“地理”两字最早的出处。先秦时期的很多著作中都流露出了我国先贤对地理的认知。特别是《管子·水地》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管子学派明确而强烈地认为，水和土决定了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等。类似的“地理决定论”的记载还有很多。孔子在《春秋》中提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礼记·王制》有关于水文决定论记载，《大戴礼·易本命》中则出现了土壤决定论的说法，《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地形决定论的初步认识。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贤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总体来说，就是“天人合一”和“敬天法地”的思想，《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这种思想的高度概括。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认识中，个体的性格、肤色、身高、居住区域，群体的形成、组织、繁衍，乃至于国家的诞生、发展和灭亡等等，都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人类匍匐于地理环境之中，按照自然的规律而生存。
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地理学思想的主流。
二、或然论时期
到1874年，地理学作为一门由专业教师教授的高级课程在德国设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全世界的大学都纷纷设置地理学了，并称为“新地理学”。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地理学思想方面最大的改变，应当就是或然论的提出，即人类开始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认知，开始思考人类对地理环境主动积极的适应和改造。
在《地理学思想史》第二篇开章——第七章“什么是新地理学”一开始，作者就转引了乔治·柏金斯·马什的《人与自然》的一段话：“人类对于改变地球表面的形态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森林的毁灭，湖沼的疏浚，农艺和工艺的操作，都给大气的水分、温度、电和化学的状态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最后，动植物生活的万千生命形式，通过人类的活动已经在数量比例上造成了极大的改变，有时在形态上和数量上大为改观，甚至完全灭绝。这些动植物在人类登上自然舞台以前就已经盖满地球，而人类正是注定要打乱这一自然界的和谐的。”这段话，意味着人类在对地理环境认识方面思想的转变，即开始走出地理环境单向决定论的框架，开始尝试理解和掌握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
学术界首先明确提出这种转变并形成理论的，是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和其学生白吕纳。“维达尔竭力反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形成了或然论的思想。他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维达尔认可了人类有按照自己需要、愿望和能力进行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而其学生白吕纳，更是将其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维达尔领导下的法国地理学派体现了自然与人文两方面之间明显的平衡。”之后，不管是或然论，还是可能论，又或者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斯比克的适应论，还是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的生态调节论，其总的思想，都是注意到了人类对地理环境积极和主动的一面。
事实上，我国古代先贤中，也有关于人对地理环境主动作用的一些论述。《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荀况则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隋书·经籍志》中出现了“因地制宜”的说法；而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阐述了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这些朴素的思维，也一再展示了人类对利用地理环境的信心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