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潇 发表期数：新课程 2022年31期 本文字数：2771
摘 要：沈既济的《枕中记》以“梦”的形式再现了唐代文士的科举仕宦心态。通过对其文本的仔细分析研读，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以《枕中记》中的主人公卢生为分析对象，进而从婚恋心态、科举心态以及对功名高位的向往三个方面，对唐代文人士子的科宦心态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枕中记》;文士;心态
唐传奇“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明代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也说道“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2]。由此可见，个人意识的参与与反映在唐代文人小说的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它不仅是唐代社会文化的一种折射，还是唐代文人心理的再现。文学思想的变化和时代文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在唐代具有普遍的意义。罗宗强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随着政局变化，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难免受到影响”[3]。从现有的相关资料来看，罗宗强先生上面所说的所有思想观念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唐人小说对叙述事件真实性和人物在作品中意义的重视。这也充分反映了唐代文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前人史传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一方面，作者声称自己所写之事乃是自己耳闻目睹之事;另一方面，好多唐人小说取材的原则也都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且他们的大多数创作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中，沈既济的《枕中记》在反映唐代政治风貌、士人心态方面可谓是经典之作。
沈既济的《枕中记》中叙述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位叫吕翁的人，他得了神仙术道术，在赴邯郸路途中的一家客店遇到一位正准备下地干活的青年，问其姓名，乃是卢生。在俩人的交谈过程中，吕翁得知，卢生是因自己未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而郁郁寡欢。而吕翁看到此时的卢生也是睡意蒙眬，于是吕翁便让他枕着自己的青瓷枕入睡，并且让他在梦境中实现他难以释怀的仕宦之举，在梦中让他好好享受了一番“自在合意”的人生，而恰好就在此时，客店主人正在煮黄粱饭。在梦中，卢生娶了出生在高门大户的清河崔氏女，随后他进士及第，屡立战功，升迁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后来因宰相嫉妒，被贬，三年之后，又被召回京城，升为宰相。由于为人正直，做事敬业，深得当朝皇帝的信赖，在他参与并掌管朝廷行政事务期间，兢兢业业，为百姓谋福利，被人们称为“贤相”。后又被诬告而下狱，在狱中他自悔家有“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并欲引刀自裁，后被其妻子得知所救。在别人的帮助下，虽被免除死罪，却也被贬为刺史。后来皇帝为他平冤昭雪，擢升他为中书令，并封为燕国公，重新获得职位和声誉。八十岁的时候，，卢生因病卧床，但此时也是深得当朝圣上的眷顾，皇帝还专门下诏书对卢生的丰勋伟绩进行赞赏。可诏书到达之时，卢生却意外去世了。此时，卢生惊醒，才发现原来是梦一场，一切还是之前的样子。自己只不过是在客店睡了一觉，吕翁还依旧坐在他旁边，客店主人的黄粱饭也尚未煮熟。瞬间，卢生大彻大悟，便跪拜吕翁而去。这就是“卢生未醒，黄粱未熟”的故事。但卢生在梦中的经历却恰恰是当时唐代文人士子普遍具有的仕宦心态。
一、娶得豪门崔氏
在唐代，尽管门第制度不像魏晋时期那么泾渭分明，但与士家大族通婚联姻，依旧是当时文人士子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唐代文人士子对与士族联姻的渴望，在刘餗的《隋唐嘉话》中有所记载。可以从“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4]中窥探出文人士子普遍存在的心态。徐连达先生说“士族求婚高门贵族是整个唐代社会极其盛行的一种社会风貌”，卢生在刚进入梦境，就娶得了清河崔氏女，也因此有了“衣服装束和马车日渐鲜亮隆重”的理想生活。
崔氏是唐代享有声望的名门家族之一，早在汉魏时期，他们家族就已经很强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并且崔氏的学识和谈吐也为世人所宗。这些都不能不被唐代的文士们所企羡。到了唐代，虽然崔氏在政治上的优势大不如从前，但社会对他们的重视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就连当时的李唐皇帝也愿与之通婚。因此崔氏仍然是文士们争相攀附的对象。除了《枕中记》中的崔氏女，还有《离魂记》中的张倩女，《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游仙窟》中的十娘等，她们都是当时的高门大姓。唐人小说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们的愿望寄托在作品主人公的身上，通过他们的心声传达了自己的内心需求。可以说，与高门贵族通婚，是唐代文士的一种普遍心态。一方面通过与高门贵族通婚，文士们可以抬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身份，使他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借此机会跻身显宦。
唐代承袭了南北朝时期的旧俗，通常通过两件事情来评量人的品性，一是婚姻，二是仕途。但凡不与名望之家结姻，不做清官者，都被当时社会人所不耻。把是否和高门贵族联姻和文人士子的人品相提并论，可见唐代社会评价文人士子的标准。也明确了文人士子的人生轨迹和当时整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文化心态都与婚、仕二者有密切关系。
二、进士及第
在唐代，文人入仕主要的途径有科举、以门资入仕和宦游。其中科举中的进士科是最令文人向往的。因而“唐代士人追求的最初目标就是跻身科场，登进及第，所谓‘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4]。孟郊曾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将自己中进士后的喜悦之情一吐为快。在唐代，文人只要高中，即使是寒士，也可以“早些时候是普通的农田村夫，晚些时候却登堂入室，成为天子臣下”。
《唐摭言·李逢吉》中有记载，元和十一年，丙申那一年，有三十三人全脱去了寒衣。当时有这样一段话说：“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5]人们又把进士及第与得道成仙相提并论，一方面可见进士及第之难;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文人在进士及第之后的光明前景。一旦进士及第，寒门士子也可出入将相。
《枕中记》中卢生对吕翁发出“我曾经尝试着只能立于文学，寄托自己的思想在游学上，自认为自己还是当年的自己，和当年一样上进，现在成年已久，却躬耕田垄之间”的感叹。它不仅是卢生和作者的心声，同时也是唐代多数文人心声的传达。有文献资料记载，进士科在唐代一次仅取五十人，可见进士及第的艰难与不易。可是卢生又比现实中的文人幸运，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愿望，作者以梦的形式让他实现了，并且最后他的儿子也是进士及第。因此，卢生代表的不单单是作者有意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更代表了唐代大部分文人的科举心态，也表现了进士及第在唐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其实，除了《枕中记》之外，像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霍小玉传》中的李益等，他们对科举进士及第的向往皆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