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冷汶倩 刘烨 发表期数：现代职业教育 2022年32期 本文字数：3136
[摘 要] 范仲淹一生勤于教育，他曾提出“慎选举之方，敦教育之道 ”、“贤”“能”并举、“先策论而后辞赋”、“授业育德，以身先之”等教育观念，对其后中国的教育事業产生了重大影响。范仲淹的教育观中蕴含着丰厚的德育资源，在新时代德育为先的视野下，可以通过课堂灌输、校园媒体传播、校园文化渗透等方式，将范仲淹的教育观融入当今高校德育建设之中。
[关 键 词] 范仲淹;教育观;高校德育建设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2）32-0034-03
据《二十四史·宋史卷》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1]。他年少时便有大的志向，对于富贵、毁誉等不动于心。长大后，感泣辞母前往应天府，跟从戚同文学习。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2]，刻苦读书，能忍“人不能堪”而从不叫苦。后来考取进士，“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范仲淹处于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期，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忧国忧民、屡次上疏，力陈变革之道，“兴学校、本行实”便是他所主张的一大变革途径。同时，他力推改革科举考试方式，提出“育人”与“择人”相结合、“贤”“能”并举、“先策论而后辞赋”、“授业育德、以身先之”等思想，旨在选拔德才兼备、真才实学之人。他的教育思想亦对其后的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为育人理想指明了途径与方法。本文主要从德育视角对范仲淹的教育观进行分析，进而探索范仲淹的教育观对当今高校德育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慎选举之方，敦教育之道”
范仲淹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而努力。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实用本领的基本方式，只有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以培养德才兼备、贤能并举的人才为目标，方可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屡次建议朝廷“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提出要采取学校“育人”与科举“择人”相结合的改革方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任广德军司理”，到任不久，他便开始延师兴学，培育人才。此后，他先后在泰州、睦州、苏州、饶州、邓州、杭州等地办学，教泽广被。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拜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积极推行全国兴学运动，提倡州县兴学。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庆历新政开始后，他“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3]，即学者在两百人以上的县必须要成立学校，改进学制系统，并将此与科举考试相结合。范仲淹着力于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提出了“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的主张。他坚持“育人”“择人”“用人”并进的教育改革思想，提出“慎选举之方，敦教育之道”，如此才能“代不乏人”。由此可见，范仲淹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其“育人”与“择人”相结合的教育观念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他所兴办的学校遍布全国各地，为学校教育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为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范仲淹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真才实学之人。他提出朝廷的科举考试当以“六经”为主要内容，以“贤”“能”并举为主要目标，以“先策论而后辞赋”为主要方式，如此方有利于选拔真才实学之人。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一文中，他提出：“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他强调朝廷制举考试内容应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即以“六经”为本，随后“诸子”“群史”作为参考，以使天下的贤能之才修读好“经济之业”，“趋圣人之门”。如此，经过数十年之后，天下的“异人杰士”必然“穆穆于王庭矣”，成王佐之器，为国为君所用。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中，，他向宋仁宗呈上十项改革主张，大部分内容得到采纳。他认为应当“精贡举”，三年进行一次大比，考查“德行道艺”。在他看来，“贤”与“能”皆十分重要，他将“贤”称为“德行”，将“能”称为“道艺”，举“贤能”之人，方才有利于社稷。范仲淹十分重视“德”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应当将“德”放于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位置，使受教育者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与此同时，他提倡“忠信”“气节”“以人为本”“宽仁爱人”“尚俭去奢”“诚信”等道德规范，这为宋代的儒学与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
此外，他认为原来“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选举方式会导致“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如此便会出现“天下危困”的情形。因此，他认为应当“举通经有道之士”，进士之法，把死背儒家经书改为阐述经书的要义与道理，使人们“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唯有如此，才能培养且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使得“天下讲学必兴”。
二、“授业育德，以身先之”
范仲淹将“师道”视为教育环节的重要部分，他认为教师在教育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师道”视为整个教育的核心，要求教师不仅要学识渊博、传授经旨词业，还要德才兼备、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
一方面范仲淹认为教师要“授业育德”，既要注重传授“经旨词业”，又要注重培育学生的“道德人格”。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一文中，他极力推荐胡瑗去太学任教。胡瑗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苏州和湖州任教，他既重视传授“经旨词业”，又重视培育学生的“道德人格”，总结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其教育方式体现了范仲淹“经邦济世”的教育思想。范仲淹曾评价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在他看来，胡瑗讲学不仅仅局限于“讲论经旨，着撰词业”，而是常常传授“孝悌”“礼法”，引导人们在德行方面向善。因此，范仲淹十分认可胡瑗的教学方式，他极力向朝廷推荐胡瑗，将其“升之太学”。胡瑗至太学任教之后，“四方士子闻风求学”，以至于学舍不足以为用，将官署扩建为学舍。由此可见，此种教育方式在当时备受认可，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范仲淹认为教师应当“以身先之”，以自身的言行起到示范作用，为学生的榜样。在《仲淹掌学》一文中记载，“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范仲淹经常居住于学堂之中，他在训导和督促学生方面很有方法，其“勤劳恭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生作示范、做榜样。他在夜间为“诸生”授课，其“读书寝食”，都定下时间。他出题目让学生作赋，一定要自己先作一篇。正因为范仲淹在教育中“以身先之”“尽职尽责”，方使“四方从学者辐辏”，后来“宋人”在朝廷中有文学名声的人，大多是范仲淹所教之学生。由此可见，范仲淹极为重视“师道”，在他看来，教师既要在“经旨词业”方面“传道受业解惑”，又要在自身品行与修养方面“言传身教”。因此，众多社会名流与莘莘学子仰慕其高深学识与高尚人品，纷纷向其靠拢。范仲淹的言行成为无形的教材，直至当代仍对教育者们具有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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